给朝廷捣乱的就是汉奸

大象公会 2017-03-29 16:43 阅读:348
摘要:什么样的人会被叫“汉奸”?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什么?

文|赵新宇

提起“汉奸”,你会想起哪些人?

大多数人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应该是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爱好历史的人则多会向前追溯,提到石敬瑭、秦桧。明清之际,叛明降清的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都称得上是“汉奸”的代表。

然而,这些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无论怎样招人愤恨,都不可能被称作“汉奸”。原因很简单:因为“汉奸”是一个被清朝政府发扬光大的概念,在此之前,很少有人骂别人是“汉奸”。

给朝廷捣乱的叫汉奸

“汉奸”一词,最早出现于元代胡震《周易衍义》:“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说的是东汉冲帝时的太尉李固,在冲帝去世后的新君继位问题上,不肯听任权臣梁冀操弄,被其诬告杀害的故事。这里的“汉奸”,指的是“汉朝的奸臣”,并不涉及出卖本国利益。

带有“汉族中的败类”一义的“汉奸”是在明末出现的。崇祯十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上疏,称贵州水西地方偏远,极不稳定,“又有汉奸拨之”,难以治理;其后朱燮元又上疏表达了相同意见,认为水西地区的不安元素中同样有“汉奸拨之”,即认为当地土司之所以反叛朝廷,是有不法汉人挑拨离间。

明朝官员创设“汉奸”这个概念时,其统治已日薄西山,对西南边疆腾不出多少精力,也就没能让“汉奸”概念流行开来。这个词汇再次在文献中出现,已经是清朝的康熙二十九年,时任贵州巡抚的田雯在他的著作《黔书》中多次提到朱燮元,并借鉴了他的“汉奸”一说,让“汉奸”概念在改朝换代后重生。

▍电影《笑傲江湖》中戏说的明代苗汉冲突场景

不过,清朝的“汉奸”比起明朝的“汉奸”,意味已有些微不同。清朝是一个满人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虽然自居继承明朝正统,也为大部分汉人所接受,但还是有很多汉人怀念前朝,保持着反叛之心,王朝中前期尤为如此。即使在西南边疆,让朝廷担忧的也不是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苗民,而是可能利用苗民来造反的汉人。

对于西南边疆的矛盾主次,雍正皇帝在一道谕旨里说得十分清楚。他把当事人群分为三类:土民、土司和汉奸,其中,土民是受土司政权鱼肉的“朕之赤子”,有待朝廷解放;土司“鲜知法纪”,胡作非为,需要整顿;但土司之所以作恶,主要是汉奸指使教唆,所以汉奸才是西南边疆无法安定的罪魁祸首。

皇帝定了调,原本生僻的“汉奸”一词就此在官方文本中频繁出现,成了每个治理边务的大员必然知晓的概念。其适用范围也并不限于西南边疆,只要是“华夷”交接的地方出现了问题,都会追查是哪些汉奸在给朝廷捣鬼。使用这一概念的官员未必真认同雍正对“土民”那种天真的想象,但这个概念刚好给他们提供了隔离“华夷”的理由,对于免生是非为上的官僚很是实用。

要当汉奸很容易

雍正在谕旨里讲述西南边疆的矛盾,是要准备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撤销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土司统治,改派中央任命的流官治理。受其冲击的不止土司家族的权力,还包括苗民原有的传统,朝廷将在这些地区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引入汉人地区那套编户齐民的保甲制,把苗民纳入帝国税收体系,还同时要他们移风易俗,如变更原来的官服和姓名。

▍云南土司府

如此规模的社会改造工程,受到土司和苗民抵制本在情理之中。主持改流的云贵总督鄂尔泰,还是个嗜杀喜功、迷信武力的人,他对改流策略的自述是:“顺者即抚,逆者定剿,剿为上,抚次之。先剿正所以为抚地,但抚恐终难免于剿。”在他担任云贵总督的五年间,打了二十多个平乱战役,摧毁了近两千个村寨。

面对如此动荡的情形,朝廷的初心始终未变:这都是汉奸造成的。每一次平叛过后,追查汉奸都是审判工作的重点,为土司掌管文书工作、充当智囊的汉人主文自然是首要打击对象,如果并没有一两个明确的“首恶”,那叛乱队伍里的汉人也坏过苗人。

雍正六年,贵州丹江、古州等处爆发苗民叛乱,湖广总督迈柱提出要先“大加剿戮”才能再议招抚,但所有汉奸均不在招抚之列,只有将汉奸“穷究擒获”,方能“净根株而永除后患”;对他的做法,雍正皇帝表示赞赏,朱批“察拿汉奸最为要著”。

▍雍正:“察拿汉奸最为要著”

熟悉“抓汉奸”思维的不光是官员,一些苗民同样懂得利用它自保。雍正七年,贵州清水江几个苗寨起事,被官兵重创,战败的苗寨头人主动到军营投诚悔罪,供述自己之所以造反,乃是汉奸曾文登说:“你们不要去见,不要上粮。如今年上一两,明年就要上十两,还要丈田当差。”于是,苗寨绑了曾文登一家人,把他们献给清军,刑讯之下,曾文登供认不讳,被枭首示众,他的家人也被赏给士兵为奴。

无可否认,一些被政府认定为汉奸的汉人确实在苗疆作恶。如鄂尔泰曾着重抓捕的“川贩”,指的是活跃在苗疆地区的人贩子,他们或者拐卖苗寨人口,或者伙同苗寨绑架当地汉人,贩往经济发达的川西平原。另外,乾隆以后多次成为苗乱导火索的汉奸夺地问题,指的是汉人移民利用欺诈、高利贷之类手段抢走了本属苗民的土地。

▍清实录中提到汉奸的次数(表格来自:吴密,《清代官书档案所见汉奸一词指称及其变化》)

但即使在这些事件中,汉人也未必就是祸害的源泉,苗汉土地纠纷可以说是改土归流后移民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很多不良汉人本身就是先前因为犯罪被政府流放到苗疆的。

此外,很多被当做汉奸的人,既没有参与谋反,也没有拐卖人口或绑架抢劫,对苗民的土地也并不觊觎,他们的罪状无非是越过了政府设定的“华夷”界限。在政府规定的时间地点之外与苗民贸易算汉奸,擅自移居生苗区域算汉奸,娶“番妇”也算汉奸,高利贷惹出问题后,凡是向苗民放债的都算汉奸。

同样的逻辑也运作在中国人与周边国家、西方人的交流中。例如,清朝与越南边界只有两个关口对商民开放,为缩减成本走捷径前往越南贸易的人就会被当成汉奸;而越南无私盐之禁,为此逐利的商人也会被当做汉奸。

▍近代越南的民族服装

西方人给中国带来的冲击更为强烈,政府对国民与他们的交往也约束得更加森严,不准洋人购买中文书籍,不准洋人学习汉语,不准洋人坐轿,不准洋人雇佣汉人乳母,更不准他们与中国人私下贸易,在这些方面协助过洋人的国民都会算作汉奸。这些禁令在今天看来非常荒唐,却正好是汉奸概念走入民间成为公敌的基础。

大清人民恨汉奸

第一次鸦片战争,大清军队被为数不多的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却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中英之间的差距。官员们尽可能地归结汉奸在战争期间的资敌罪行,从带路、翻译到后勤接济,还有数以万计的汉奸跟英军并肩作战。因为这场大规模抓汉奸行动,道光朝成了清实录提到“汉奸”一词最多的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

清军为战败归纳的汉奸行为与中国人今天的汉奸印象虽然接近,但仍没有跳出“汉奸”概念原有的平民为朝廷背黑锅属性,基本都是官员在百姓间指认奸人。而且这批被指认的汉奸很快就得到了赦免,中英《南京条约》第九款专门规定:

“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谕旨,誊录天下,恩准免罪;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监禁者,亦加恩释放。”

这一条款被时人称为“汉奸条款”,条约签订后,清实录中三年没有出现“汉奸”一词。

然而,大清王朝并没有真心接受英国人强加的城下之盟,对于夷人可能从此就堂而皇之地跟华人自由平等地来往更是深为惶恐。如何抵抗这种变化,是众多官员考虑的头号问题,他们也很快就找到了解决路线。正如林则徐所发现的:“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蜑户。”清朝政府虽不敢直接违反条约,抗拒洋人,但他们可以发动百姓,用民心、民意来谢绝洋人的履约要求。

▍《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这套“以民制夷”策略就被政府用在了阻止英人在通商口岸进城的需求上。在确有较强民意在意“夷夏之防”的广州,政府直接鼓励人民抗议示威、阻拦英人。

而在民意并不太在乎的福州,政府使用的则是“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策略,表面对英人承诺尊重条约;暗中却节节设卡稽查茶商,让他们无法到福州与英人交易,并对本地商户开展思想工作,要他们自觉抵制英货,且“以士民共议”,威胁工匠,若敢帮英人修葺房屋,就拆毁他自己家的房子。

1849 年,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大获成功,让清朝政坛惊呼夷人“不畏兵而畏民”,林则徐等人还参了反英不够激烈的福建官员一本,状告他们对洋人低头,压迫人民的正义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政府同样暗地里命令民间团练攻击英法联军,却最终被联军撇开百姓,决意要惩罚中国皇帝而失去效力。这意味着“以民制夷”策略的结束,但并没有终结它的影响,策略执行二十年,已经培养和壮大了民间自己的仇外情绪,同时让平民意识到,站在自己仇外情绪对立面的一切人物都可以称作汉奸。

于是,官方的抓汉奸行动没落了,更大规模的民间抓汉奸行动却勃兴起来,从此再没有平静过。“汉奸”罪名终于不再是平民的专属,洋务派、维新派、反对义和团的官员都常被批作汉奸,其中倒霉者还会在义和拳民的欢呼声中拖去斩首,连光绪皇帝都免不了被指为汉奸。到这时,“汉奸”的意思与今天就没多少差别了。

版权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
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阅读量: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