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毁了刺桐(泉州)万国商,蒲寿庚还是...|寰行中国

< 2016-08-24 09:13 阅读:343
摘要:如果向前追溯,泉州人的人生是从海上开始的。

《寰行中国2:风从西边来》系列之十七@泉州|周海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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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谁毁了刺桐万国商

如果向前追溯,泉州人的人生是从海上开始的。

数百年间,日复一日,最先醒来的是这个城市的港口,他们是千里迢迢赶来还是风尘仆仆路过,这已经不再重要。我们只知道,沿海而生的人们,与这一片山水相遇的时候,就选择了留下,他们向海而生,繁衍、出海、迁徙、繁衍⋯⋯周而复始。

所以,泉州人比多数中国人更会疑惑,我姓“蒲”、你姓“丁”,我们的先人从何而来?

现在,我们已无法清晰地勾勒出泉州舟通异域的细节,但是从街巷的一砖一石中,还是能领略岁月浩渺和海浩无穷的张力。

这座遍种刺桐树的港口,外来商贾、水手以“刺桐”相称,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家弦户诵。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3—1377)在泉州发现船多,他说:“余见港中大船百艘,小船无数。”

泉州人对这倒是习以为常。

宋代,泉州造出“桐油加钉子”的“福船”。这种船舶模仿阿拉伯尖底造型,而非中国传统平底沙船。后来,郑和下西洋所用舰船部分造自泉州。

泉州既是百越旧地,又聚十洲之人,所以唐代诗人说这里是“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作为远东大港的泉州,侨居有数以万计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者和贵族,尤以波斯、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为最。宗教信仰普遍而繁杂,有尊神事鬼的原始宗教,也有伊斯兰教、印度教、古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和佛教等在泉州传播。

古泉州是帝国的开放城市,“涨海声中万国商”式的景象,让人错觉一座城市会永远蒸蒸日上。我仿佛看见,阿拉伯人的商船运载着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远航外域。

漂洋过海而来的便是异国的香料、珠宝。

商品来了,宗教也来了

印度、阿拉伯输入的药物香料见于典籍。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密陀僧、底也伽、安息香、麒麟竭等西域以及印度药材收录。元和十年(815年),被贬官至广东连州的诗人刘禹锡曾撰写《赠眼医波罗门僧》诗: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刘禹锡希望从天竺来的婆罗门医僧能用“金篦术”,治好眼疾。苏颂在《本草图经》中记载一种来自波斯国的药物“补骨脂”,最初通过诃陵国传入,后在岭南地区推广种植,果实入药,有补肾壮阳、补脾健胃之功能,并可治牛皮癣等皮肤病。

随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昔日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庙宇文物,甚至会出现在佛教的建筑里。

晋江万山峰苏内村有座草庵,是“世界上现存最完好的摩尼教遗址之一”,波斯人崇尚光明,摩尼教又称明教,明教的故事因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多了些亦正亦邪的神秘色彩。在开放的唐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年),摩尼教在中国获准公开传播。泉州的摩尼教是唐会昌年间(841—846)由呼禄法师从中原传入,“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呼禄法师属中亚摩尼教团,呼禄是僧职,其姓名已无考。据考证,呼禄就是呼卢唤,是古波斯语的音译,意为传教士。北山即泉州清源山。

大部分古泉州人的一生是往来的一生,他们涉海而来,望海而去,熟稔海性的泉州人甚至作为帝国的特使出使阿拉伯世界。一块元代奉使波斯使者的残存墓碑,讲述了一位奉使火鲁没思[1]的泉州使者生前经历。一位名叫“詹思丁”的阿拉伯人,与当地人通婚,让“丁”姓开枝散叶。

由于元末的泉州阿拉伯人与朝廷开战,泉州城破,伊斯兰教衰落。在今天的泉州,开元寺是福建最大的寺庙。当我来到开元寺,一道紫云屏将尘世与佛门就此离隔,门外是喧嚷的西街市井,退回门内就是素静古朴的“桑莲法界”。

蒲团、木鱼、念珠,晨钟、暮鼓、青灯⋯⋯我们终于踱入大雄宝殿,殿前月台束腰赫然嵌砌着72方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这些源自印度教故事的雕刻融入佛教建筑。大雄宝殿后侧,则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的甘露戒坛。

寺内东有“镇国塔”,西有“仁寿塔”,东西双塔历经了700多年风雨侵袭岿然而立,金刚神将和罗汉高僧的人物浮雕,呈现着其乐也融融的西方极乐世界。

墓碑、垛石、庙宇的遗迹记录着刺桐城的繁华,述说着发生在这里的中西方文明对话。

还有沉船。

沉没的独桅帆船

1998年,印度尼西亚一位渔夫在苏门答腊东南勿里洞岛海域,潜水捕捞海参时发现了一堆陶器。随后,一家德国打捞公司闻讯而来,证实这是一艘沉没古船并命名为“黑石号”。

打捞直至2001年结束,6万余件中国瓷器和金银器由此重见天日。2005年,新加坡一家公司筹资3000余万美元购得这批文物。

根据沉船出土的唐代“宝历二年(826年)七月十六日”铭文瓷碗、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罕见的唐代专贡皇室“江心镜”、唐代皇家大盈库所拨器具以及唐代长沙窑的50000余件瓷器等,确定沉船年代为9世纪上半叶。虽然船上载满中国陶瓷,沉没于印尼,但专家推测这是一艘大食[2]商船。由于沉船没有被泥沙掩埋,船体已经腐烂,这艘船究竟是中国造的帆船,还是阿拉伯造的单桅三角帆船,一直没有定论。

大食与大唐(618—907)两大帝国,通过海路与陆路往来,而笨重易碎的瓷器,经不起车马劳顿,从窑口通江抵海,水路最便于运输。

“黑石号”沉船地点勿里洞岛,古称“麻逸洞”,唐代属于三佛齐国,公元904年“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为宁远将军”[3]。德国有学者认为,“蒲”为阿拉伯语ABU的略写,意为“父”。又有人认为,“蒲”为马来语的一种尊称,如“勋爵”“主人”“先生”。《宋史·大食传》所记载的大食贡使,大部分姓蒲。三佛齐国为唐朝以后南海大国,建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之占碑,开往大食的船只,一般在三佛齐国修船、补给,转运货物,“其国居人多蒲姓”。蒲姓三佛齐人是阿拉伯侨民或后裔,也有一部分当地人受阿拉伯文化影响而姓蒲。

在泉州,最著名的蒲姓历史人物是蒲寿庚。

五代至宋元,旅居中国的阿拉伯侨民几乎控制了中国与南洋的海上交通,其中最显赫的是蒲寿庚家族[4]。蒲寿庚本人不仅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还建言元世祖忽必烈对海神妈祖加封。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元丞相伯颜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俘获5岁的宋恭帝赵。宋恭帝长兄赵昰,由江万载家族自募的义军和殿前禁军护卫,与母亲杨淑妃及弟弟赵昺等皇族人员一起,出逃婺州。皇族成员在婺州遇陆秀夫带部分朝臣来投,再逃温州,接着在陈宜中和张世杰等朝臣的保护下,登船入海到达福州。

1276年6月14日,赵昰即位,改元景炎,时年只有7岁。文天祥和张世杰等拥立赵昰,“欲作都泉州”,为此特意升蒲寿庚为闽广招抚使,兼主市舶,想借助蒲寿庚的势力抗元。然而,早在元军攻克临安之前,伯颜就派使臣赴泉州招抚蒲寿庚、蒲寿晟兄弟。

泉州蒲姓到了抉择时刻,而这个抉择在百年间让蒲氏豪族生死存亡,忽然之间。

“尽杀”南宋宗子

北宋靖康之难后,宋高宗赵构在临安府建立南宋小朝廷,管理赵氏皇族的南外宗正司也徙迁京口(今镇江市)。因该地处于抗金前线,出于安全考虑,南宋建炎间(1127—1130),又迁至今浙江绍兴。朝廷难舍泉州舶税之膏腴,建炎三年(1129年)十二月,将宗室349人迁徙泉州,管理皇族宗室事务的“南外宗正司”随迁。

宗室日益繁衍,至庆元(1195—1200)中在院有1300余人,外居者达440余人,至绍定年间(1228—1233)则在院者1427人,外居者887人。到了宋末,宗室成员已达到3000多人。宋元鼎革之际,在泉州的南外宗子们,却被蒲寿庚杀害殆尽,“尽害宗室千余人、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备极惨毒”。

这是因为南宋孤臣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幼主抵达泉州,在这里的赵宋宗室子弟打算开城接应,但是蒲寿庚关闭城门不纳。于是,张世杰强征蒲寿庚的商船,“掠其舟并没其赀”,蒲寿庚将怒气撒在定居泉州的南宋宗子身上,“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

次年,张世杰曾返回来围攻泉州城,但元兵赶来增援,宋军腹背受敌,三月围城不克,最后只好带着赵昰继续南逃。蒲寿庚因拒宋降元之功,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据《元史》载,至元十四年(1277年),蒲寿庚“进昭勇大将军,闽广都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改镇国上将军,参知政事,并行江西省事。”次年三月再升“蒲寿庚行中书省事于福州,镇抚濒海诸郡”,他的三个儿子都身居高位。

这让蒲寿庚的历史评价成了问题。蒲氏后人被朱元璋指为“余孽”,全部充军禁锢,“世世无得登仕籍”,蒲氏家族纷纷改姓。

对泉州人来说,对蒲寿庚的情感是复杂的,有人认为他参与灭宋,不忠不义;也有人认为他弃宋降元,延续了泉州港的地位,功大于过。

其实,这种为蒲寿庚辩护的观点立不住脚,如果为保护泉州,没必要在城内血腥屠杀,而宋元时期的海上贸易,得益于奔走的阿拉伯人,而非世居中国的阿拉伯后裔。如果没有蒲寿庚,元主也会授意其他人来经营这座税收丰厚的城市。而蒲寿庚的降元,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地位和家族的自保,但他没有想到,家族裹挟进“色目之争”,再次重演与朝廷为敌的闹剧,这次兵败,家族成员多受酷刑而死。蒲寿庚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背弃宋庭宽厚对待穆斯林的作为,会遭到后世汉族帝王的仇恨。身后仅数十年,蒲寿庚家族或被剿杀或改作“黄”“卜”姓,并受唾弃编入贱籍。在元末,当地蒲家乃至许多西域人受无辜牵连招灭门之祸,蒲寿庚等族人更被掘坟戮尸,遍及泉州城内外的清真寺在战乱引起的宗教仇杀中悉数捣毁,仅存其一。

1277年,蒲寿庚主政福建广东市舶后,泉州市舶司恢复。次年,元世祖把招谕南海诸国的重任交给了唆都和蒲寿庚。唆都不熟海路和南海风俗,出洋诏谕主要由蒲氏运筹。大元使团借助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和多个国家恢复通商,很快即有占城、马八儿等国的使臣和舶商来泉州。

由宋至元初,蒲寿庚家族在泉州有千艘商船,还依照波斯人的习惯,在晋江出海口建起“天风海云楼”和“一碧万顷亭”,可遥望海船出入。在泉州涂门街,蒲家拥有大量房宅,人称“半蒲街”;如今,在涂门街东鲁巷,已没几户蒲姓人家,仅立有一块刻有“蒲寿庚府第遗址”。泉州区域内的蒲姓,现已不足百人。

蒲寿庚没有想到,自己的苦心经营,也逃脱不了身前热闹,身后灰灭的命运,这就是红顶商人的悲剧,远有蒲寿庚,近有胡雪岩。

我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里,看到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的珍贵石刻,看到了西域高昌国的居民千里迢迢来到泉州的记录,他们是唐、宋、元时期泉州的生老病死,是市井泉州的南来北往。

这只是古泉州的光环,今日的泉州早已没了当年的万国商旅,更没有了慕名而来的信徒。没有人会为泉州的历史让位惋惜,因为这样的命运,同样发生在扬州、安庆这样的水系城市身上。

[1] 火鲁没思地处阿曼湾和波斯湾之间、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滨海地区,当时是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伊利汗国的贸易港口。

[2] 大食,第一个世袭制王朝为倭马亚王朝(661—750),因尚白衣称“白衣大食”,第二个世袭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750—1258),因旗帜尚黑,亦称“黑衣大食”。

[3] 依据《苏莱曼游记》《唐国史补》以及《宋高僧传》的记载,都蕃长有如下职责:负责藩坊内部事务的管理,包括清真寺的建设、穆斯林的共同祈祷、进口管理,当然还需依据《古兰经》以及伊斯兰风俗习惯处理一些诉讼纠纷。

[4] 据岳飞之孙岳珂所著《史》(“”者,即书斋里几案间的一根立柱,亦即“楹”,表面可以用来记事)记载:“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风涛,惮于复返,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南宋时从广州迁居泉州渚港,运贩大宗香料行销海外。 

宛如一艘远航归来、泊岸港湾的双桅帆船横亘在东湖之畔,它就是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盛赞刺桐港的繁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发出了“余见港中大船百艘,小船无数”的赞叹。

“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作为东方大港的泉州,侨居着数以万计来自亚非欧各国的商人、传教士、使者和贵族,尤以波斯、印度、阿拉伯和欧洲为最。

“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港呈现一片繁荣, 商船运载着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远航外域,漂洋过海而来的便是异国的香料、珠宝。

随商品到来的,一定是宗教,昔日伊斯兰教、印度教的庙宇文物,都是异域宗教完美融合的有力证据,也是泉州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笔浓墨重彩。

明朝时,泉州的造船业已兴盛发达,形成了优良的航海传统,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所用舰船部分就是泉州所造,也是对处于巅峰时期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大检阅。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作为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最佳注解,映射着东方大港——刺桐港的发展历史。而泉州当时作为世界性经济文化重心的荣耀,而今可以在这里找到见证。

“刺桐花谢刺桐城,法界桑莲接大瀛。”来到开元寺,一道紫云屏将尘世与佛门就此离隔,门外是喧嚷的西街市井,退回门内就是素静古朴的“桑莲法界”。

踱入大雄宝殿,殿前月台束腰赫然嵌砌着72方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这些源自印度教故事的雕刻和谐地融入佛教建筑,正是泉州城不同宗教文化相互借用融合的精彩诠释。

大雄宝殿后侧,则系中国现存三大戒坛之一的甘露戒坛,坛之四周立柱斗拱和铺作间的24尊木雕飞天,坛顶正中的藻井交叠上收,似回纹织锦,结构复杂而精巧。

石塔双擎天浩浩,寺内的东西双塔历经了700多年风雨侵袭岿然而立,金刚神将和罗汉高僧的人物浮雕,呈现着其乐也融融的西方极乐世界。檐角铜铎,刹顶铁链,显得原本磅礴的双塔紫气飘摇。

泉州这个因海上丝路时代商业发展生长的海港城市,用它的包容为古中国文明的走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今天的GOPRO视角·文化之旅,穿梭回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刺桐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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