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作诗:中国做对了什么

谢作诗 2016-07-08 14:19 阅读:1470
摘要:中国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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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抱怨又在与日俱增。不可否认,中国存在诸多不合理现象。但是三十年的高增长,人民生活有了那么大的改善,中国经济一定有做对的地方,而且对的地方一定对的厉害。我感兴趣的是,在那么多的问题和不合理现象存在的情况下,高增长到底怎么发生的。

我要用一系列具体的事例,来对这个问题给出说明。

我家在沈阳浑河边。最近几年,沈阳实施“浑南大开发”战略,经过治理的浑河,已经变为沈阳城的内河,成为了系在沈阳腰间的一条美丽的彩带。如今,当你站在浑河岸边,或者站在跨河大桥上,但见一条宽阔清澈的河流悠然流淌,显示着无限的自信和得意。河两侧是宽阔的绿化带,绿草葱茏,树木成荫,莺歌燕舞,曲径通幽。河岸远处,各种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人们悠闲地在这里散步、钓鱼、打太极、跳舞,构成了一派新兴大都市的景象。

令我好奇的是河岸两侧宽阔的绿化带。我在想,假如这土地归私人所有,会怎样确定土地的用途呢?我的答案是,也只能是这样使用,没有比这更合理的利用了。就算土地私人所有,也要建宽阔的绿化带。因为这可以让纵深几公里的房子增值,从而实现土地收益最大化。

这带来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市长并非民主选出来,他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宽阔、美丽得超过你想象的绿化带呢?这些土地不是公有的吗,怎会有着和私有一样的使用效果呢?答案在于:土地公有是政府所有,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故必然要把土地用在最有价值的用途上。两种情况都是追求土地租值最大化,从而土地使用就有着一样的效果了。

不要误会,我不是说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是好事,但是又要政府掌握庞大的经济资源,又不让其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事情不会更好而只会更糟吧。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而不是私人所有,然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0年。这是一个迷。今天我告诉大家,谜底在于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这是说,名义上公有的土地,由于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实际上具有了很大程度的私产的性质。

当然,我只是说土地公有,而政府追求GDP和财政收入最大化,那么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实现了近于私有的效果,但是公有还是私有,收入分配的效果是有天壤之别的。

单独看,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不好;单独看,政府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也不好。但是,负负得正,两个不好叠加在一起变成了好。发生在中国的这种负负得正的事例比比皆是。

单独看,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不好;单独看,有法不依也不好。但是给定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不好,那么有法不依就不是坏事情了。单独看,工会无益于经济发展;单独看,工会只发发酱油、组织组织旅游,似乎有损效率。但是给定工会无益于经济,那么工会只发发酱油、组织组织旅游就不是有损效率了。单独看,中国税率高,这不好;单独看,偷税漏税也不好。但是给定税率高,那么偷税漏税则未必一定坏。单独看,资产集体所有不好;单独看,村民选举贿选(贿赂选民而不是贿赂竞争对手放弃选举)也不好。但是给定资产集体所有,那么村民选举贿选其实是在落实和界定产权,是在避免和减少租值消散而不是相反。

单独看,官员拥有权力不好;单独看,腐败也不好。但是给定官员拥有权力,腐败就未必一定是坏事。事实是,又让官员拥有权力,又不让官员腐败,事情不会更好只会更糟。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管制经济,为什么经济竟然大有看头呢?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腐败放松了管制。很多本来可以干、应该干的事情,因为管制不能干。但你给有关官员送了好处,便可以干了。所以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腐败在事实上是松动了管制的,在管制经济中腐败提高了经济的自由度。

其实,没有管制,就没有腐败。我们看到的是腐败盛行,我们忽略了的是腐败盛行的背后一定是管制盛行。我们以为是腐败对经济造成了伤害,殊不知其实是管制对经济造成了伤害。当然,因为腐败而设租产生管制也是存在的。这里面有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在市场化的早期,经济处处是管制,腐败是起到了放松管制、瓦解旧体制的作用的。但是市场化到了今天,管制又更多地因为腐败设租而起,这样的腐败危害极大。不管怎样,我们的确要区别对待两种类型的腐败,一种是增加经济的自由度的,另一种则减少经济的自由度。

无论如何,放松管制、约束权力是反腐根本。今天政府加大反腐力度,我相信用心是良好的,但是不限制权力而只是反腐,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了政府放松管制,推动经济自由化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还远远不够。要知道,最重要的约束权力、增加经济自由度的途径是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上海自贸区之后,激起了各地争取自由贸易区的欲望。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不能让整个中国都成为自由贸易区呢?

我也只是在说腐败的经济特性,并没有讨论腐败的政治学、社会学含义。这点也要声明。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合理现象比比皆是,但是经济却高速增长的内在原因之一。一个一个数,中国负号多于美国,美国正号则多于中国,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好于美国。为什么?因为中国负负得正,美国正负得负,最终效果中国并不比美国差。例如,有法必依是他们好的传统,是正号,但是最低工资法、劳动合同法是坏法,是负号,有法必依,最后的结果便是负号。我们呢,有法不依,结果负负得正,反倒没事。有法必依,要好法才好嘛。坏法而有法必依,那不麻烦了吗?又如,产权私人所有是好的,属于正号,民主本来是好的,但是民主不是用来保护私有产权,而是决定私有财产的使用(如税收、福利等),最终就成为破坏私有产权的工具,结果不是正号,而变成了负号。一正一负,最终结果是负。民主要带来好的结果是有条件的,什么事情可以投票,什么不能,该投票的事情又该以怎样的程序进行投票,所有事情都要界定清楚,不能破坏。但西方民主事实上走向了破坏自由市场的反面了。

我们的问题是,自己到底哪里做对了,为什么是对的,哪些是长期的对,要长期坚持,哪些只是权宜的对,官员不清楚,学者不明白,老百姓更糊涂。我们口口声声中国奇迹,其实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奇迹。说有奇迹,那是因为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内在机制还没有弄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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