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人类如何获得语言能力?

机器之心 2016-06-27 18:45 阅读:1558
摘要:语言能力的形成到底是后天习得还是先天系统运作,语言学家一直争论不休。数十年来,「语言本能说」的思想支配着语言学领域,史蒂芬·平克也持这一观点。本文作者认为,语言本能说非常简单、粗暴,完全错误。

想象你是一位身处异乡的旅客。一位当地人走进你,用你不熟悉的语言叽叽喳喳说话。这位当地人似乎很热心,指着某个方向。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这正是一个年幼的孩子第一次接触语言时的感受。事实上,她的处境似乎更加具有挑战性。这个孩子的世界不仅充满着天书一般的话语(gobbledygook),没完没了;而且,和那位假想的游客不同,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人正试着交流。但是,到了四岁,每一个认知正常的孩子都被塑造成了一个语言天才——就在接受正式教育之前,在他们能够骑自行车、学会系鞋带或会做最基本的加减法之前。这就像一个奇迹。五十多年来,解释这个奇迹可以说已经成为语言科学研究的中心任务。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 Noam Chomsky 提供了一种看似可能的解释方法。他认为,实际上,孩子们不是在学习母语——或者至少说,不会立刻去搭建语法积木。他总结说,孩子的基本语法知识肯定是与生俱来的——一个「通用语法(Universal Grammer)」——就写在人类的 DNA 中。有了这种天生的语言倾向,学习语言之间(诸如英语和法语)表面上的区别,相对说来,就是小事一桩。由于婴儿具有语言本能:一套适用于全世界所有语言的语法工具包,因此,这一学习过程也会凑效。

这一天生自带的工具包一鼓作气地去除了学习母语的痛苦,也解释了小孩子如何能短时间内学会一门当地语言。很赞。Chomsky的观点支配了语言研究四十年。然而,结果仍然是一个谜团。过去几年来,不断涌现的许多新证据表明, Chomsky 完全错了。

但是,让我们先后退一步。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一点:人类已经为语言做好了生理上的准备,这一点很清楚。在以下有限意义上,大脑真的做好了「语言预备(language-ready)」:大脑拥有处理语句句法的工作记忆(workingmemory),还有一个大得不寻常的前额叶皮层,赋予我们最初使用符号的联合型学习能力( associativelearning capacity)。

然后,我们的身体也为语言做好了准备:我们的喉咙与其他原始人类物种相比处于更低的位置上,让我们可以排出并控制空气流通。而且,我们下颚的小舌骨能够让我们可以很好地用肌肉控制嘴与舌,发出多达 144 种不同语音(我们在某些语言中可以听到这些发音)。没有人否认这些事情是完全天生的,或者对于语言来说,这些准备非常重要。

有争议的事情是语言知识本身——语言软件(the languagesoftware)——每个人类幼儿与生俱来的东西。Chomsky的想法是这样的:正如我们长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类器官——心脏、大脑、肾脏与肝脏,语言也在意识(mind)中生长, Chomsky 将其比作「语言器官」。在婴儿早期阶段,这一器官就开始出现。

它包括了世界上所有语言语法规则的蓝图。因此,学会任何自然出现的人类语言不过是孩子的游戏。一个出生在东京的小孩学会了说日语,出生在伦敦的说英语,表面上,这些语言看起来非常不同。但本质一样,都建立一个共同的语法运行系统上。加拿大认知科学家 Steven Pinker 将这种能力叫做「语言本能(languageinstinct)」。

有两个关于存在这一语言本能的观点。首先,糟糕教师的问题。1965年 ,Chomsky 指出,孩子们在没有明显的指导下就能够学会他们的母语。当他们说「爹地,看羊羊(Daddy, look at the sheeps)」或者「妈咪生气我了(Mummycrossed [ie, is cross with] me)」,他们的父母并没有纠正这混乱语法,而是赞叹孩子有多可爱。而且,这种看似基础的错误,实际上隐藏着惊人的语法成就。不知何故,孩子就理解了有这么一类词语——名词——名词可以是复数,也可以是单数,而且他们也理解这种变化并不适用于种类的单词。

并没有人清楚明确地传授过这种知识;大部分的家长自己也没接受过这类训练。而且,我们也很难搞清楚,孩子如何仅凭靠近聆听,就能明白语法规则:对于掌握语言的运作原理来说,这似乎是个根本问题。语言本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就是去搞清楚有名词,名词有复数,而且名词不同于动词。孩子们不必去从头开始搞清楚任何事情:可随意使用某种基本本能。

孩子们并没有从母语中获得正式的指导,他们是如何获得语法能力呢?

Chomsky 的第二个论点将关注点转向孩子的能力:糟糕学生的问题。孩子们在获取语言的过程中,用了哪些通用目的的学习能力呢?在 Chomsky 发展他的想法时,学习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例如,美国心理学家 B. F. Skinner 的行为主义方法——看起来远远无法与「语言」提出的挑战相提并论。

行为主义将所有学习看作是「刺激-回应」(stimulus-response)加强的过程,就如同巴普洛夫的狗一般,可以用晚餐铃铛来训练刺激唾沫的分泌。但是,正如 Chomsky 在195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孩子们并没有在母语里获得正式的指导,意味着行为主义无法解释他们是如何获得语法能力的。Chomsky 总结道,孩子们必定在语言学习这个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以某种形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没有被明显地指导过语法是如何工作的,并且他们的母语学习能力并不单独取决于观察学习的能力,接着,通过排除法,他们的语法天赋必定是在出生时就有了。

自此之后,这些争论开始或多或少地支撑着 Chomsky 的研究。它们看起来相当的谨慎,不是吗?但是它们对基本想法所施加的理论包袱极为显著。在过去二十年里,语言本能的说法在压力之下摇摇欲坠。

让我们从一个更加基本的点出发。或许我们从出生就有一种语言基础,但是把它叫做「本能」说得通吗?在经过深入思考之后,恐怕不是如此。本能是指对某种特定的适应行为的天生倾向。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必须在不受训练的情况下出现。一只刚出生的小蜘蛛并不需要去看一个大蜘蛛的工作来学会织网:蜘蛛就是在它们准备好的时候开始织网,不需要指令。

而语言不一样。主流文化也许会很喜欢泰山与毛格利这样的在动物之中长大的角色,在成年后才学会了人类的语言。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多少关于无法在人类语言环境中——无论是意外还是设计好的——成长的所谓「野生」孩子们的文字档案。在 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中,美国的一位女孩 Genie 被她的父亲监禁在上锁的房间内,直至1970年被才发现,那时她已经13岁了。这些不幸的个体所反映的一件事就是,如果没有处于一个正常的人类环境中,儿童是无法习得语言的。蜘蛛并不需要这样的环境来织网,但是人类婴儿在自己会说话之前需要听大量的话语。无论你如何定义,语言绝对不是像蜘蛛织网一样的本能。

但是顺便说一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对于世界上七千多种语言的知识基础是天生的,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有着一套确定的语法「通用」共同点。但我们还没有发现它到底是什么。相反,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的多样性。

口头语言根据它们发音的不同而分类广阔,在某些科伊桑语言(有着「咔嚓(click)」辅音的非洲语言)甚至多达 144 种。在所有的可能性下,根据名词、动词与宾语的次序不同也有变化。英语则有着更加常见的模式——主语-谓语-宾语:狗(主语)咬了(谓语)邮递员(宾语)。但是其他语言则非常不同。在澳洲的 Jiwarli ,当地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一句英文语序的「那个女人亲吻了那个秃头的擦窗清洁工」将会变成:那个秃头亲吻了女人窗户清洁工。

摹拟音( ideophone,许多非洲语言的一种表意法,借助一种重复的声音去创造行为、事物的形象)ribuy-tibuy,在北印第安语言 Mundari 中,是描述一个胖子在走路时他的屁股的景象、动作与声音。

许多语言利用词语次序去标志「谁正在对谁做什么」。而有些则根本不用:反之,它们通过创造从短词语部分中创造长词语来建造一个「句子」。语言学家将这些词语部分叫做语素。你可以频繁地将这些语素组合组成词语,例如英语中的「un-help-ful-ly」。东部加拿大所说的因纽特语中的词语tawakiqutiqarpiit 基本上等于:你卖不卖烟草?当每个词语都是一个完成的句子的时候,词语顺序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语言的基本组成部分,至少从英语的角度来说,是语音的部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等。但是许多语言缺少副词,例如老挝语(在老挝与部分泰国使用),缺少形容词等等。在英属哥伦比亚本土使用的 Straits Salish 语言甚至没有名词与动词。不仅如此,某些语言语法的分类特征看起来与我们的盎格鲁(Anglocentric,即以英格兰为中心的 )体系完全不同。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摹拟音,即一种语法范畴内的,在某些语言内用来为叙述添油加醋的成分。摹拟音是一种非常成熟的词语类型,整合了单个动作中产生的不同的感觉经验:举个例子,来自北印第安 Mundari 语言的单词 ribuy-tibuy 就是描述一个胖子在走路时,他屁股的景象、动作与声音。

当然了,语言并不一定要被说出来:世界上有 130 多种语言是公认的,不需要声音就能够完美实现语言功能的语言。语言的意义能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实:通过语音,通过手势,打印纸张或计算机屏幕。它的表达并不取决于某一种特殊的媒介。多么奇怪啊,如果所有人类的语言都有那么一个共同的元素,它一定隐藏在这些令人困惑的分歧集合之中。

多年来,随着这些毫无帮助发现的出现,主张语言本能的观点已经逐渐减少了之前所主张的人脑通用部分的比例。在2002年的学说版本中,乔姆斯基和他在哈佛的同事主张,人类语言能力所独有的是一种具有通用目的的计算能力,叫做「递归(recursion)」。

递归,可以让我们重新组织语言和语法单元,形成具有无限复杂可能性的句子。例如,我可以递归地嵌入关系从句——以 who 或 which 开始——创造一个不会结束的句子:The shop, which is on Petticoat lane, which is near the Gherkin,which…。但是,现在我们知道,识别递归的能力并不为人类所独有:欧洲椋鸟也能做到。这种人类语法的「独一无二」特性,可能压根儿都不独特。仍不清楚的是:这种能力是否真的是所有人类语言所通用的。许多研究人员已经指出,实际上,它也许落后于人类语法系统的演化,它是后者的果,而不是原因。而且,在2005年,美国的语言学家与人类学家 Daniel Everett 宣称 ,Pirahã——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当地语言——根本就不使用递归。如果语法真的是硬连接到人脑的,这个发现的事实就很奇怪了。

也许,对于语言本能论来说,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是:它对人类学会语言方式的预测。该学说打算解释这一观察到的现象:掌握语言似乎是个相当迅速和无意识的过程。但问题是,实际上,这一过程要比看起来的要迅速和无意识地多。

天赋通用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的孩子掌握她的第一门语言时,在识别出母语语法规则后,她会将规则全面一致地运用到所有类似情况中。例如,名词猫(cat)。当婴儿听到父母用定冠词(the)来指代猫,就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定冠词可以用于任何名词。通用语法论会预测:存在名词以及一套修改名词的办法——因此,孩子会期待碰到这类词汇,也寻找着英语用来修改词汇的规则,亦即,冠词系统。听几个名词例子就够了;任何正在学习英语的婴儿会立刻掌握规则并将之自由运用到整个名词类别。总之,在孩子掌握一门语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种断断续续(非连贯)的跳跃。每掌握一条新语法规则,语法复杂性就会急速增长。

语言的习得也许快的不可思议,但是,过程艰辛,充满了试错。

这个预测很吸引人。可惜,发展心理语言学的研究发现并不支持这一预测。相反,孩子学习语法的方法,显然是渐进式的。比如,长期关注英语冠词系统的使用,他们只会将某个特定冠词(比如,the)用于那些之前就听过应用案例的名词上。只有当听到的应用案例不断增多时,他们才有可能将冠词用于更多的名词上。

这个发现似乎适用于所有语法类型。如果真的存在天生的语法蓝图,那么,事实就应该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规则」被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这一系列跳跃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根据所遇到的语言行为来认知其中的模式并建构语言,而不是应用天生自带的那套蓝图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们慢慢推断出如何应用他们见到的各种词汇类型,因此,尽管掌握语言或许快得惊人,但是,也不是那么地自动化:这是一个艰辛的试错过程。

语言本能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语言源自一个语法基因(在演化进程中,语法基因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器官),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结论是:语言应该会在大脑中形成一个独特的模块。这应该是大脑中的一个特殊区域,专司语言。易言之,这个大脑语言处理器可能是封闭起来的,不受意识功能其他方面的影响。

正如过去二十年中所发生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已经开始揭开这一谜团:大脑的哪个地方负责处理语言。简单说,每个地方都在处理语言。人们曾经相信一个叫做「Broca 」的部位是大脑的语言中心。我们现在知道,它并不是专门处理语言的地方——它也参加大量其他非语言类活动。而且,语言知识以及语言处理的其他方面的活动,几乎会出现在大脑各处。尽管人类大脑确实分工处理不同信息种类(比如,视觉),但是并没有一个专司语言的地方。

然而,也许语言的独特性并不源于「哪里(where)」,而是一个有关「如何(how)」的问题。如果有一类神经处理过程是语言独有的,无论这个过程位于大脑哪个区域,会怎样?这种观点将模块化视为一种「功能性」,而不是「物理性」的。证明这一点的方法之一就是找到一些语言能力正常而智力水平低下的人(或者情况相反的人)。这也为科学家所谓的「双重分离(double dissociation)」提供了例证——语言和非语言器官(faculties)的相互独立。

硬连接到大脑中的通用语法,需要通过基因遗传下去。

在1994年所写的《The Language Instinct》一书中,为了证明这种分离情况( dissociation), Steven Pinker 检查了各种暗示语言病理变化( language pathologies)的情况。例如,一些患有特殊语言障碍(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的孩子——他们的智力水平普通,但是,完成语言任务很费劲,比如发现某个语法规则等。如果不是人们已经证实: SLI 只是没有能力处理听力细节,那么,这个证据似乎还有些道理。SLI,只是一种运动缺陷的后果,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特殊的语言问题。作者其他有关分离情况( dissociation)的主张和论述也有类似问题:语言问题,结果被证明源于语言之外的某些东西。

之前的争论都表明,大脑内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语言器官。另一条证明办法甚至暗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因为,既然所谓的通用语法( a Universal Grammar)硬连接到了大脑的微观回路中,那么,它需要经由基因传递给后代。但是,近期神经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类DNA中并没有类似的东西。我们的基因组的信息能力是高度受限的。很大一部分基因代码都是一心一意地建造神经系统。写就一份通用语法的蓝图,会耗费大量信息资源,我们的DNA可腾不出这么多资源。因此,语言本能论的基本前提也值得怀疑。

通用语言论还面临最后一个大问题:对于人类演化有着奇怪的暗示。如果语言深深嵌入基因,那么,在演化谱系的某一时点上,它势必不证自明地出现。当 Chomsky还在构思自己理论的时候,当时普遍认为,人类种属的其他物种都没有语言,例如,尼安德特人。这会窄化语言可能出现的机遇范围。同时,成熟的人类文明出现相对较晚,大约出现在5万年前(想一下复杂的工具制作,珠宝、洞穴绘画等等),这似乎既需要也证实了这一较晚出现。Chomsky认为,它本可以至少10万年前就粉墨登场,而且肯定源自一场基因突变。

停一下,想想看:这个观点非常诡异。首先,这一主张认为,语言源自一次非连续性的跳跃,一次巨大的变异。但是,这和现代广为接受的新达尔文综合论( modern neo-Darwinian synthesis)相矛盾,这一理论无法解释如此大规模、史无前例的跳跃。适应行为,并不是忽然就完整出现的。不仅如此,Chomsky 的观点会导致一个古怪的结论:语言演化并不是为了交流:毕竟,即使语法基因会幸运降临到每个个体上,但是,两个个体的变异在同一个时刻的发生,更不可信。而且,根据语言本能论,这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大概没有交谈的对象。

某些地方似乎出了点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相信, Chomsky 的几个演化假设并不正确。近期对尼安德特人声道的重构显示,尼安德特人也许实际上有某种发音能力,性质很可能还非常得现代。另外,越来越清楚的是:与人类主流文化中粗野笨拙的形象不同,他们有着成熟的物质文化——包括创造洞穴雕刻,以及打造成熟的石器——这与在50,000年前的人类文化大爆炸,没什么不同。

很难看出,如果没有语言,他们如何从事如此的学习活动以及学习所需的合作。而且。近期基因分析已经揭示出,存在一些人种杂交的情况——大部分的现代人类都有一点点独特的尼安德特人 DNA。与现代人类达到那里并消灭了倒霉的类人猿的说法不同,现在,事实似乎是:早期的智人和原始尼安德特人可能在一起生活或通婚。这一推测也就不算牵强: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互相交流。

不过,还是有些问题。为什么今天,只有人类才有语言,这种最复杂的动物行为?肯定有什么事情让我们与最亲近的幸存亲属分离开来。反语言本能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个可能的解释源自我们所谓的「协作智力(co‑operative intelligence)」,以及两百万年前,一些将这种协作智力设置到行动中的事件。

我们的近亲智人可以追溯回250万年前。在那之前,离我们最近的种族被称为南方古猿,与黑猩猩有着同样智力的生物。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生态栖位一定发生了改变。这些远古时代的前人类不再以水果为主食——就像今天大部分猿类——主食变成了肉类。新的食物需要新的社会分配与新的合作策略(个体很难进行大型打猎行为)。这反过来又使新型合作有着更广泛的市场需求:需要确保猎手公平获得奖励,女人和孩子们也有份的社会安排。

美国的比较心理学家 Michael Tomasello 说,直到大约300,000年前,智人与原始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出现时,原始人类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协作智力。源自考古学记录的证实了原始人类之间复杂的社会生活与互动分配。他们很可能还使用符号——语言先兆——以及递归思考的能力。他们所处的新生态环境,可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类行为的变化。新的环境需要使用工具、合作打猎以及新的社会分配——例如,一夫一妻制,维护男人外出打猎时的繁衍特权。

我们不需要假设一种特定的语言本能;我们只需要去观察那些造就了我们今日模样的改变。

这些新的社会压力会促使大脑组织发生改变。最后会出现语言能力。毕竟,语言是合作行为的典范:它需要一个社会团体一致认可的公约规范——并且能够被用来协调新环境导致的额外复杂的行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需要假设一种特定的语言本能;我们只需要去观察那些造就了我们今日模样的改变,他们为语言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我们可以将语言的出现描绘成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来自许多相互重叠的趋势。比如,语言,可能始于一套成熟的手势系统,之后才演化为言语方式。但是,刺激语言产生的众多趋势和因素中,最深刻的莫过于协作本能的发展。我们确实总是认为其他人类也是有意识的生物,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可以对他们的思维和情感施加影响。

当孩子试图掌握母语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本能在发挥作用。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比Chomsky 所预见的更为复杂。他们从小就能使用复杂的意图识别能力,也许在他们九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了,旨在搞清楚周围大人们交流目的。而且这就是我们的合作思维最终生成的结果。这并不是在小看语言:一旦出现语言,我们就能按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无论是好或坏。它释放了人类巨大的发明、变革潜力。但是,它并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独立于生活的其他部分。最终,在 21 世纪,我们正处在抛弃通用语法论的位置上,也开始如其所是的那样,看清我们人类的独特一面。

本文选自:Aeon,作者:Vyvyan Evans,机器之心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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