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振华:“技术中立”并非司法中立

俞振华 2016-03-19 10:09 阅读:8
摘要:俞振华:“技术中立”并非司法中立

前有快播,后有百度事件围绕“技术中立”展开辩析,引发舆论热议,焦点是互联网企业运用“技术中立”原则来保护自己是否恰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适用“技术中立”;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许多人错误的把“技术中立”理解为司法中立,这是给法律划杠画线呢?还是干扰司法审判权呢?说白了更像企业的自我求生本能。

“技术中立”原则实际是一种技术保护原则,也称作“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或“普通商品原则”。这一观点符合国际惯例;作为电子签名法的重要部分,它也称“不歧视(平等对待)原则”或“媒介中立”原则;其本意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而“司法中立”是指司法权即审判权的独立公正地裁判;广义的司法中立包括司法权、司法组织和法官的中立,司法中立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公平正义的基本保障,与技术中立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无从属关系,但在诸多互联网侵权案件中,当事人总把如“技术中立”原则拿来套向“司法中立”,这不光是概念的错误更是认识的错误。

为什么会把“技术中立”与“司法中立”相关联,其实是把国际惯例和英美法系所遵从的判例法套向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意图干扰司法公正,妄议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在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然形成的今天,用什么样的视野去看待像“技术中立”原则这样的国际惯例,是不能等同与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司法中立”。近期一些互联网案件当事人搬用“索尼公司案”中所确立的“技术中立”,来支持本方的立场,这显然是犯了认识和理论的错误,在认识上必须明确

“技术中立”原则是司法实践的结果并非司法中立的结果,司法中立是司法实践的意识形态,是人民创造法律公正的呼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所谓的专家把“技术中立”套向“司法中立”;这里需要分二点辩析,从国家的角度来说,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同在“技术中立”认识上容易犯以“我”为中心,即是以保护我的技术和我的国家利益为前提的偏面“中立”;另外从企业的角度容易把“技术中立”绝对化,即是把“技术中立”套向“司法中立”,如果“技术中立”不成立,就会指责司法的不公;冒似有因果关系,实则是都是谬论;企业的观点往往是站在是否直接故意上,即不管我的技术是否会造成严重后果,我不对技术以外的事负责;出于司法中立和国家形象,才真正形成“技术中立”的认识,但由于各国发展水平和法制体系不同,在认识“技术中立”上仍然存在不清晰,甚至偷换概念的现象,这种现象主要表现为把“技术中立”原则当成了普通法,寻求“司法中立”,那么它是不是普通法呢?当然不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不存在“技术中立”原则,但它作为一种国际惯例,有参考的价值,没有法定的应当。另外“技术中立”原则作为“实质性非侵权用途原则”或“普通商品原则”首先它是合法的商品,其次它有合法的用途;在这一点上许多人认为只要合法注册的公司,通过合法销售渠道出售的商品就应当认定为合法,可以适用“技术中立”原则。针对这些认识上的错误和错误的做法,我们进一步分析。

在互联网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坚持“技术中立”原则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在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的初级,对于互联网的立法是相对滞后的,在这个时期许多套用所谓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来“说事”,法院基于司法中立参考了国际惯例,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心术不正的互联网从业者,随着互联网立法的逐步完善,钻法律空子的机率越来越小,但同时互联网案件的当事人仍然抱着历史来说事,要求“技术中立”,其潜台词是“如果不支持技术中立即是司法不公”,把司法中立从意识形态中又搬了出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互联网侵权案件中所谓的“技术中立”还包含2006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该条例参考了“避风港原则”,《条例》分别针对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或传输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自动存储服务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出租服务提供者、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等ISP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免责,能够享受避风港待遇作出了规定;把“避风港原则”当做“技术中立”的核心理论正是互联网涉案当事人的普遍诉求。但不要忘了像红旗一样显儿易见的“红旗”原则。

“技术中立”的争论告诉我们,技术中立是对提供合法技术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受保护的技术本身不存在主观的侵害和客观的违法,而技术本身的可能用于违法行为并不能以此认定技术有罪。我国加入WTO以来一直遵循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例外。

可见“技术中立”是能够预见到技术本身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并且有能力管理违法行为的发生而非放任之。显然把“技术中立”套向“司法中立”是错误的。

易写发评论员:俞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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