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Sir电影原创:dushetv)
胡迁的悲剧也许你已经听过。
电影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不愿意妥协删减,时长3小时50分钟。制片方剥夺了导演署名权,自己创作作品却没有自己的名字。
拿回版权,需要支付350万人民币。
一年出了两本书,总共拿了2万元的版权稿费,女友也离他而去。
电影似乎没给他带来任何快乐。
却带来死亡。
去年10月12日,他用一根勒在脖子上的绳子与世界告别。
4个月后,这部作品却获得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
是什么杀死了胡迁?
作品被剥夺,感情遭背叛,潦倒的生活,内心的抑郁,还是整个环境对他的恶意?
再去追究原因也挽不回发生的悲剧。
我们应该进一步深问的或许是,如何避免更多胡迁悲剧。
今天这篇文章,来自北美作者@小皮球,想借别人的经验谈一谈。
文 | 小皮球Sir电影独家专稿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胡迁自杀后,我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从根子上来讲都是因为他背后没有一个行业工会
这话对,但又不全对。
有必要理解什么是行业工会?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行业或者同一个领域的工作人员联合起来,基于共同利益而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
电影工会的发源地好莱坞,正是靠工会保障导演权益。
美国导演工会成立前,导演同样受尽欺负。
制片人和公司老板有着强大决定权,随时否决导演的想法和工作,露骨地说,除了少数知名大导演,普通导演的地位形同打杂。
于是,当时著名导演金·维多(King Vidor)站了出来,他把导演们召集在一起,要改变现状。
1936年,银幕导演工会(Screen Directors Guild)成立,也就是后来的美国导演工会(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金·维多是首任主席。
从那以后,导演有权和编剧一起商量剧本,参与演员选择,并能一定程度参与影片最后剪辑。
DGA的官网上依然对金·维多的贡献表示感谢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和抗争,导演地位、薪酬、权力等等都有了质的飞跃。
会员人数达到1万7千多人。
作为一个DGA的会员,任何与导演相关的工种(如项目制片经理,第一副导演,第二副导演等),无论电影预算有多少,都有相应的最低的收入保障、工作时长……
如:对于预算在1100万美元以上的电影,导演的周工资不得低于19143美元,雇佣时间不得少于13周(含2周准备时间,10周拍摄时间和1周剪辑时间)。
再如,出现一些特殊的按天雇佣的情况,每天工资不得低于4786美元。
再看看每一个与导演相关工作的最低工资。
就拿第一列的项目制片经理来说,在片场工作的周工资最少5463美元,在片场以外场地的周工资为7651美元。
工作时间更是控制到万分严格。
每天8小时,一周5天,这是硬标准。
超了怎么办?加钱。
工作日第一到第五天:9-12小时(1.5倍),12-14小时(2倍),14小时以上(3倍)额外第六天:8小时内(1.5倍),9-12小时(2倍),12小时以上(3倍)额外第七天:8小时内(2倍),9小时以上(3倍)
这些还仅仅是DGA福利的冰山一角。
其他福利包括退休计划,医疗保险,法律保护,工会红利,创作权力,员工培训……
这么说吧,光是导演工会的基础协议(DGA Basic Agreement)文件,内容之多之细就超过600页。
发展到今天,不仅导演有工会,演员、制片和编剧,甚至各行各业的工种都能找到对应工会。
这一整套成熟完整的工会体系,是所有同行和组织,80多年共同奋斗的结果。
大家最熟悉的编剧大罢工
但,工会不是所有青年导演的护身符。
工会并不对每个人敞开大门。
一个青年导演如何加入导演工会?
根本要求:一个导演的长篇作品必须在美国院线上映,然后,要么获得业内权威认可,要么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这才有机会申请。
申请通过,还要缴纳不菲的入会费(一个电影长片导演入会费就高达1万2千美元)。
DGA入会费用表
这正是好莱坞的“悖论”之一,你只有先成功,才能进入工会保障你更成功的体系。
现实吗?
现实。
但现实并不是丑陋的代名词。
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事实上,与其说好莱坞的工会是保障某类人的利益,倒不如说它在维护一种公平、高效的商业环境。
为了这篇文章,我采访过不少洛杉矶当地,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电影人,他们提起好莱坞,更喜欢用一个宽泛却简洁的词:
环境。
对年轻的他们来说,环境代表着创作保护意识,合同契约遵守,生活工作区分,最重要的——对违规违约的惩罚。
一个年轻导演,即使不是工会成员,还有经纪公司,代理人,法律顾问,甚至连学校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法律援助。
他的成长方式也有多种选择。
各种职业细分组织活动,不同领域的比赛奖项,数不清的电影节,以及种类繁多的电影投资基金。
这些形形色色的手,织成一张大网,尽可能罩住那些向上跳跃的生命力。
我们听过不少这种“传说”了。
最年轻奥斯卡最佳导演达米恩·查泽雷,曾经也“走投无路”,无资金,无伯乐。
但他把自己剧本的一个章节拍成10多分钟短片,参展各大电影节。
最终,为自己赢得一张入场券。
这才有了2014年奥斯卡大黑马《爆裂鼓手》,这才有了2016年奥斯卡准赢家《爱乐之城》。
说到底,工会只是外衣,环境,才是保护骨骼的肉体。
我们没有这种“传说”吗?
其实也有。
宁浩就是其中佼佼者。
2006年,他借《疯狂的石头》,确定了在主流电影圈的地位,这部片的第一笔资金,来自刘德华。
这段业内佳话,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是,“当时刘德华给了宁浩300万元人民币,让他随便拍,结果宁浩没想到,拍完之后20天就上映了。”
媒体、公众对刘德华的“无私”津津乐道,“随便拍”三个字,更被反复强调。
并不是否定刘德华对新导演的扶持力度,但把《疯狂的石头》的成功,美化、歌颂成“刘德华人品的胜利“。
那对宁浩不公平,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也不健康。
毕竟,像刘德华一样的伯乐并不多。
一个行业要想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更不能靠“伯乐的无私”推动。
具体到胡迁的悲剧,我特别反感的一种说法是,把他包装成理想主义的斗士。
如某篇刷屏的爆文,《今天斩获大奖的导演,却被逼上吊自杀:笑贫不笑娼的时代,理想算个屁》。
文章言语极具煽动性。
比如这几段——
世界之大,为什么容不下一个胡迁?无数商业烂片霸占荧屏,赚得盆满钵满。而真正有想法、有态度的年轻导演,却被挤压得没有生存之地。你说你有艺术追求?跟我谈电影理想?呵呵,挣不了钱的生意,免谈!
在这些“声援”胡迁的文章中,制片方要求他把四小时的片删减成两小时,被当作“商业的原罪”。
但商业真的是艺术的天敌吗?
事实上,就算是今天好莱坞的顶级导演,都不一定拥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要不,赛尔乔·莱翁内159分钟版《美国往事》是怎么来的?雷德利·斯科特144分版《天国王朝》是怎么来的?去年,大卫·阿耶《自杀小队》、扎导《蝙超大战》幕后黑料,又是怎么来的?
请别误会,我并不是无原则地站制片方。
制片方出于市场(可能也出于作品质量),要求删减没有问题;导演坚持完整,清晰的表达,也不是死罪。
任何创作进入公众领域都面临彼此妥协的可能。
真正值得追究的,妥协得是不是专科专业,妥协过程是不是合法合规。
可惜的是,在胡迁的案例中,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种细节的掰扯,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悲愤的控诉,是伤感的无奈,甚至是把功利包装成理想,拉大旗做虎皮不停在胡迁身上附着自由英雄的光晕。
不客气说,这就是吃人血馒头。
吃的,还包括之后更多“胡迁”的人血馒头。
今天,如果胡迁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会不会有不同结局?
我无法肯定回答。
但我知道并确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万能方法。
单凭一个工会,一笔资金,一个伯乐,一身才华,都无法保证电影梦的成功。
只有当无数的积极因素融合在一起,才能慢慢成长出环境。
在艺术创作的深海,我们放开渔网,接受更多新想法和内容,尊重和保护彼此的利益界限,给予失败者起死回生的氧气。
在电影工业这座高塔,由下而上,创造各种通往高处的道路。由上而下,有更多站在高处的人愿意弯腰伸出手臂。
这才是给年轻创作者健康的创作环境。
还有我们观众,应该怎么做?
上个礼拜,两部青年导演作品,马凯的《中邪》和忻钰坤的《暴裂无声》院线定档。
他们是通过国内影展走入大家视野的优秀青年导演。
他们的身后其实站着无数身处困境,仍艰难求索的年轻人。
他们既是幸运儿,他们也值得更多“幸运”。
别老觉得年轻人输得起。
身处塔顶的导演们就算票房失利口碑扑街,绝大多数情况还有下一次机会。身处“险境”的青年电影人,往往只有一次展示的时机。
这些导演为了一次表达,甚至倾所有之力。
——比如毕赣的《路边野餐》开机的20万是亲朋好友借来的。比如忻钰坤的《心迷宫》遭遇过撤资,最终170万来自一个朋友的资助。
如何让真正优秀的独立制作,小众电影不再是墙内的狂欢。
如何让中国目前这个喧嚣但声调单一的市场变得真正热闹。
我们可以是援手,也可能是帮凶。
因为,你我也是这环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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