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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战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众文化作品如何讲述出国故事、如何呈现美国形象,反映出的是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定位。正如巴柔所说:“异国形象也可说出关于自身文化(‘注视者’文化)有时很难设想、解释、承认的东西。异国形象可将本民族的一些现实转换到隐喻层面上去,这些现实尚未被明确确定,因而它可属于某些人称之为意识形态的范畴”(巴柔[5])通过对“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的分析,这些意识形态的成分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在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些隐秘信息的同时,也暴露出这一叙事模式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建立在一系列文化误解和偏见之上,带有明显的西方主义色彩。赛义德曾经提出,东方主义所建构出来的“东方”是不真实的、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目的在于强化西方对东方的统治。伊恩·布鲁玛和阿维赛·玛格里特则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西方主义”概念,在他们看来,西方主义所建构出来的“西方”同样是不真实的——西方通常代表着物质至上、精神空虚、人情冷漠,虽然它创造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却缺少东方文化的伦理维度和精神价值(伊恩·布鲁玛、阿维赛·玛格里特 [2])。因此,和东方主义一样,西方主义同样是一种贬低对方智识的文化建构,它通过对西方的丑化和妖魔化,以应对来自西方的文化压力,并化解自身作为落后者的心理危机。
在“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中,这种西方主义偏见是随处可见的。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美国常常与自私、冷漠、刻板、堕落联系在一起。比如,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美国被呈现为一个战场和赌场,为了在竞争中取胜,王起明不惜违背道德,置前妻郭燕的处境于不顾,从她那里窃取竞争对手的商业秘密;王起明的命运也像过山车般跌宕起落,一会儿春风得意,一会儿濒临破产;他的女儿宁宁在与男友史蒂文分手后,又扬言要与史蒂文的父亲结婚;阿春用中药为儿子治病,却被美国丈夫指责为虐待儿童。所有这些情节设置,都是在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突显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将美国文化“奇观化”。此外,美国还常常被呈现为文化和艺术的沙漠。王起明到美国后,不得不放弃自己拉大提琴的音乐梦想,剪掉一头长发,与自己的过去告别;《留守女士》中乃青的丈夫到美国后,也放弃了自己所学的音乐专业,而改学更为实用的商业管理;《北京·纽约》中的茉莉曾经的梦想是拉小提琴,但到美国后却不得不靠送外卖、当导游、做歌女谋生。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对美国的偏见与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知是一体两面的,它们常常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将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感受到的震荡和失落,发泄到一个臆想出来的美国形象上。
其次,在很多“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厌女症的情节设置。在中西文学史上,厌女症都有悠久的传统,它通常将女性视为一切祸患的根源,并借此来维护男性主体的自信。
在“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中,这种厌女症的情节设置同样比比皆是。比如,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和郭燕的婚姻破裂被设置在王起明正走投无路之时,如此一来,郭燕就难以摆脱嫌贫爱富、不能与丈夫同甘共苦的嫌疑。后来,王起明事业有成、志得意满,而郭燕不仅没能在新的婚姻中找到幸福,还意志消沉、生活狼狈,不得不靠打扫卫生养活自己,这种结局也像是对她当初选择离婚的无情报复。同样,在相声剧《暖冬》、小品《一句话的事儿》中,女性也都是目光短浅、嫌贫爱富的,在遭遇金融危机后,她们不得不灰溜溜地回到国内,而昔日男友或现任丈夫却不计前嫌,宽容大度地接纳了她们。在电影《一生一世》、《北京·纽约》中,女主人公当初不顾男友挽留,一心要到美国去,然而多年以后,她们在美国并没有美梦成真,相反,她们留在国内的男友却已经飞黄腾达,今非昔比。当女主人公终于幡然悔悟时,她们的男友却已经不在人世,这种结局无疑是对她们当初目光短浅、急于出国的无情惩罚。可以看出,“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常常将宏大的国家叙事转换成两性关系叙事,并借男主人公的遭遇来隐喻中国的发展历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急于确立中国男性主体的自信,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表现出对女性的偏见。
最后,“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虽然暗示如今人们的梦想已不再大洋彼岸,而就在中国,但它却没能提供一个完整的关于中国梦的故事,从而暴露出这种叙事模式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以及其中流露出的民族自信的虚妄。
在电影《非诚勿扰》中,男主人公秦奋的发迹之路带有明显的荒诞性——在回国的邮轮上,他通过转让“分歧终端机”的专利而一夜暴富,从此变得“钱对我不算事儿”。他此后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展开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分歧终端机”,只不过是“剪子、包袱、锤”这种儿童游戏的道具。这种荒诞的情节设置一方面可以说是影射了当前中国“人傻钱多”“土豪遍地”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这正是由《非诚勿扰》无法为它的主人公如何在回国以后迅速融入环境并取得成功提供合理的解释所致。在其他很多电影中,主人公的奋斗过程也都被有意无意地省略了。比如,在电影《一生一世》中,前一个画面赵永远还在挥汗如雨地骑着三轮车贩卖服装,后一个画面他就以大老板的身份坐上了去美国进行商业谈判的飞机,中间的奋斗过程完全是空白。电影《北京·纽约》同样省略了男主人公蓝一的奋斗过程,从影片给出的暗示还可以知道,他娶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富家千金,在岳父的帮助下取得了成功,显然,这种个人成功故事并不具有典范意义。更加吊诡的是,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帮助成东青、孟晓骏实现中国梦的是“新梦想”公司,而不管是电影中的“新梦想”,还是现实中的“新东方”,其主要业务都是出国英语培训。这也就意味着,成东青等人正是依靠向人贩卖美国梦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实现自己的中国梦,恰恰是因为很多中国年轻人都怀有美国梦,都想获得签证到美国去;当孟晓骏终于领悟到美国梦原来是一场噩梦,他所做的却是把更多年轻人引渡到美国。所有这些悖论都表明,“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虽然暗示中国梦将取代美国梦,但对于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梦,却未能提供一个完整而令人信服的故事。
结语
詹明信提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詹明信 [4])。2008年以来,“折返的寻梦之旅”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文本,而是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叙事模式,因此,它的民族寓言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从整体上看,“折返的寻梦之旅”借由出国主人公在寻梦之旅上的折返跑,讲述的实际上是中国已经今非昔比的故事,是中国梦战胜美国梦的故事。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受国际国内环境以及急于证明自我心态的影响,“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常常不加反思地承袭了一些固有的社会误解和偏见,并流露出强烈的复仇冲动。更显尴尬的是,“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虽然断言主人公只有回到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但它并没能提供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关于回国以后如何实现个人梦想的故事,这使得这种“折返”更像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和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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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之变看未来道路
大学教师,孙佳山,影视领域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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