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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战
从最显而易见的层面看,“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模式之所以出现,是与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的。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先后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更是超过日本成为紧随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背景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振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等话语逐渐深入人心。在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纷纷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潭,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模式的出现,是这种留学回国趋势在大众文化中的真实反映。
然而,如果我们满足于如此直截了当的解释,可能就错过了一个远为复杂和重要的问题,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民族主义思潮的重新抬头,以及它在近些年来的发展变化。正如有学者提出的:“西方的民族主义是在西方民族的现代化的过程中自发自然地产生的,而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是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中被动地产生的”(张汝伦 [11])。自其出现之日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一直是外来刺激的产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重新兴起,也与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关系的改变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后,“现代化”“走向世界”成为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呼声,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美国作为现代化国家的成功典范和“蔚蓝色文明”的代表而成为中国追慕的对象。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随着苏东巨变和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美开始由合作走向对抗,双方都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熊志勇 [8])。1995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刊出《〈中国青年看世界〉读者调查统计报告》,该报告显示:74.1%的人认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同时,87.1%的人认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也是美国;在中国青年最无好感的国家排名中,美国以57.2%的得票率高居榜首,大大超过了曾有过侵华历史的日本(22.1%)。这次调查还发现,中国青年对中国文化表现出高度的认同感和自信心,但高达82.9%的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或中下水平。这些数据表明,此时的中国青年一方面对美国抱有普遍的敌意,另一方面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依然实力不济,无法与美国相抗衡。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只能靠对美国“霸权主义”的道义指责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信来支撑。这种心态在同期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影响广泛的畅销书中,作者提出,“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宋强等 [6]),与中国相比,美国则“没有国家历史观念、没有思想深度、没有痛苦感受”(宋强等 [6]),因此不可能是未来的先进民族。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肯定以及对美国文化的鄙薄,既与20世纪90年代趋向保守的社会文化心态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在其他方面尚无力与美国相抗衡的现实处境使然。此时,尽管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再次掀起高潮,但由于大多数中国人对中美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尚未出现。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故事中,大多数主人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自信和依恋,对美国文化存在种种不适应,但他们最终都没有选择掉头转向,而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继续留在美国,痛苦地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
2008年以来,在断言美国必将衰落、中国必将崛起这点上,中国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是一以贯之的,但是,这种民族自信心的基础却悄然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这种自信主要来自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重新肯定;2008年以后,这种自信则主要是靠当下中国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形势和美国的经济“颓势”双向支撑的。与此相应,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美国形象也发生了很大改变——美国不再是一个文化上浅薄却财大气粗的傲慢的强者形象,而是变成了一个到处举债、江河日下的狼狈的破产者形象。在2009年面世的另一部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中,作者提出,“中国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已经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很多方面赶不上中国或者中国早晚有一天会赶上他们,在物质层面、在生产层面、在现代化技术层面上很多的东西,他们已经意识到没法再跟中国较量”(宋晓军等 [7])。可以看出,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两者表现出的对美国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点仅从书名上就可以窥其端倪——在断然“说不”的激切反应中,流露出的是弱者常有的不服之气;而“不高兴”则颇有些不怒而威的意味,流露出的是强者惯有的傲慢。既然美国的经济已经“日薄西山”,而美国的文化本来就不能赢得出国主人公的认同,那么做出回国的选择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心理,“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在2008年以后大量出现。
从文本内部分析,“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模式的出现,还与出国主人公对美国梦的理解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美国梦其实有两个层面:最初它是指一种小业主的梦,即相信凭借个人的不懈努力,每个人都能挣得一份产业。然而,“随着19世纪末期产业垄断以及西进运动的终结,这种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失去了现实基础”,“随着二战后美国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制度,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主体,中产梦也成为美国梦的另一个层面”(张慧瑜 [9])。根据这种区分,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作品中,人们所理解和追求的大都是第一个层面的美国梦,即把美国想象成一个遍地是机遇、每个人都可以白手起家的创业天堂。在很多出国主人公那里,美国梦甚至就是一种淘金梦,他们之所以选择美国,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而不是出于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相反,他们还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充满鄙薄和厌弃。因此,当他们事业遇阻或发现美国不能提供更好的机遇时,返回国内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且迫不及待的选择。
相反,如果把美国梦理解为一种中产梦,那么这种“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就不大容易出现了。比如,在李安的电影《推手》(1991年)、《喜宴》(1993年),以及郑晓龙的电影《刮痧》(2001年)中,主人公都是已经融入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事业有成、生活平稳,正如《刮痧》中的许大同所说:“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已经实现了!”在这几部电影中,打破主人公平静生活的都不是事业遇阻,而是父亲的到来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推手”、“喜宴”、“刮痧”等)的出现。在这里,父亲代表着华人移民挥之不去的过往,是他们的家族血缘和文化基因的象征。在父亲到来之前,主人公的过往仿佛已经沉沉睡去,几乎没有干扰他们平静的生活,而父亲的到来重新激活了他们的文化记忆,使他们的自我出现分裂,生活陷入混乱。这些以中美文化冲突为主题的电影,并没有将情感立场完全站在中国一方,而是对两种文化都表现出同情和理解,并寻求沟通的可能。因此,即便这些主人公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焦头烂额,他们也没有对美国梦本身产生怀疑,更没有将逃离美国视为一种出路。
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的是,在2013年上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由于美国梦被讲述成了中产梦,女主人公文佳佳的寻梦之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轨迹——当很多人纷纷逃离美国时,她却选择放弃在国内的奢华生活,到美国去寻求一种平淡的中产者生活。正如有学者分析的:“在这里,美国梦不是代表财富,而是代表安定,代表人与人之间祥和的关系,代表文化上的自由与宽容,当然肯定还有尊严”(张慧瑜等 [10])。在以往的很多出国故事中,主人公一旦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就会出现种种水土不服的症状,如文化隔膜、情感缺失、生活焦虑等;而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这种情况则完全发生了颠倒——美国反而让文佳佳摒弃了虚荣和浮躁,找到了真爱和自我,就连此前不断争吵的孕妇们仿佛也在西雅图得到了感化,变得相互宽容起来。
可见,“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模式的出现,根源于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的不断攀升,以及同时期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同时也与很多中国人对“美国梦”的偏颇理解有关。在2008年以后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空前提振,大有风景这边独好之感。受此影响,中国大众文化中的民族主义狂欢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折返的寻梦之旅”叙事也加入了关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大合唱,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一种重要叙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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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之变看未来道路
大学教师,孙佳山,影视领域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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