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Donald Trump）时代的白宫总是显得很热闹，有些让人感到紧张，有些则不免有些八卦。最新的八卦类热闹，莫过于其前妻伊凡娜.特朗普（Ivana Trump）日前（ABC播出于10月10日）对媒体宣称“我是第一夫人”，引发其现任妻子梅拉尼娅.特朗普（Melania Trump）的愤怒回击——后者通过第一夫人发言人格里沙姆（Stephanie Grisham）强调“我才是住在白宫里的美国第一夫人”、“前特朗普夫人的言论空洞无物，只是为博眼球和追逐私利所发的噪音”。

白宫又不是东方古代的皇宫，怎么还整出宫斗戏来？第一夫人真的可以争么？

第一夫人其实准确的名次是“第一女性”（First Lady），意思是“陪伴总统出席各种正式礼仪活动的女性”。美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位有“第一夫人”称号的女性，是1809-1817年任美国总统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妻子多莉.麦迪逊（Dolley Madison）。不过在一战之前，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其第一夫人们多半仍定位为任上主要扮演的是“夫人”而非“第一”角色，公共定位则是“总统的贤内助”、“白宫的女主人”，最重要的露面场合是白宫国宴、招待会和各种来访、出访礼仪场合，主动性的活动、言论和著述并不丰富，这和欧洲宫廷贵妇们在联络各国宫廷感情、弥合国内各阶层裂痕等方面的活跃和高能量形成鲜明对比。她们中例外的是林肯（Abraham Lincoln）夫人玛丽.托德.林肯（Mary Todd Lincoln），但这位19世纪的强势第一夫人似乎“生错了年代”，在当时并未给美国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的妻子埃莉诺（Anna Eleanor Roosevelt），是美国最早以“夫人外交”著称的“第一夫人”。在二战期间，她充分发挥其“女性外交”的亲和力，成为身患残疾、行动不便的罗斯福“不在编的亲密助手”和“白宫真正的女主人”，罗斯福去世后，她出任美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主导《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大力倡导保护人权、妇女权益，她的这些外交才能、人脉和能量，许多都是在漫长的两个半“第一夫人任期”中积累的。

纵观特朗普入主白宫前的历任美国第一夫人，大抵可分为五种类型。

——多莉型。顾名思义即和多莉一样主要扮演“夫人”的、仅满足于礼仪性出席的传统第一夫人，很难在公开场合找到专属于她的观点、意见。主动性的活动、言论和著述并不丰富。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绝大多数美国第一夫人都是这一类型。许多美国人将南希.里根（Nancy Reagan）也归入这一类。

——“埃莉诺型”：像埃莉诺那样充分发挥“女性外交”的亲和力，且留下美好名声的第一夫人，如果离开白宫后继续“发光发热”就更锦上添花。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支持者喜欢将其偶像与前者“归类”。

——“罗莎琳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个被公认“当前总统比当总统称职”的政治家，但他的妻子罗莎琳.卡特（Eleanor Rosalynn Smith Carter）却是公认的“强势第一夫人”：在卡特总统竞选期间，她曾奔走41个州，独立帮助丈夫竞选；卡特当选后，她积极投身卫生、妇女平权和慈善事务。她是第一个以热衷政治著称的第一夫人，据说在白宫期间，经常直接和卡特谈论国内外大事。希拉里.克林顿的反对者喜欢将她归类于这一类型。

——“杰奎琳型”：与罗莎琳相比，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妻子杰奎琳（Jacqueline Lee Bouvier Kennedy）则是另一种风格的第一夫人：她公开展示其对音乐、历史、文化的关注，精心布置白宫和各种外交礼仪场合，让自己和这些礼仪场合均能成为“足以代表国家形象的典范”。她精通多国语言，能和重要国家的领导人用其语言对话，以拉近彼此间的好感，她还小心翼翼地平衡“时尚”和“国家形象”间的关系，让自己既光彩照人，又大方得体。她仍然是“配角”或“陪衬”，却将这一职能发挥到极致。杰奎琳之后的大多数第一夫人都或多或少在借鉴“杰奎琳模板”，如芭芭拉.布什（Barbara Pierce Bush、劳拉.布什（Laura Welch Bush）和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LaVaughn Obama）莫不如此。

“玛丽.托德型”：这恐怕是最糟糕的第一夫人门槛——如前所述，作为林肯这位“最伟大总统”的配偶，玛丽.托德.林肯长期以来顶着“败家、善妒、凶悍”和“同情奴隶制、和丈夫志不同道不合”的污名，尽管有不少替她翻案的文字，但毕竟在她之后，没有任何一位第一夫人敢选择这样的模板。

除了这些“正牌第一夫人”，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11位“代理第一夫人”，即实际上不是“总统的夫人”的“第一女性”。

这种情况多半是因为总统单身或丧偶：

单身的有詹姆斯.布坎南，“代理第一夫人”是侄女哈里耶.拉恩，格罗弗.克利夫兰则是妹妹罗斯.克利夫兰，不过克里夫兰总统很快在任上结婚）。

丧偶的有安德鲁.杰克逊，“代理第一夫人”是儿媳萨拉-约克.杰克逊和侄女侄女艾米丽.道尔森；马丁.范布伦，“代理第一夫人”是儿媳安吉里卡.范.布罗；哈里森，“代理第一夫人”为儿媳简.伊文.哈里森；约翰.泰勒，“代理第一夫人”为儿媳普莉西亚.科帕.泰勒；托马斯.杰斐逊，“代理第一夫人”为女儿玛莎.杰斐逊.兰多夫和朋友的妻子麦迪逊夫人；本杰明.哈里逊，“代理第一夫人”是女儿玛丽.哈里逊.麦基；阿瑟，“代理第一夫人”是妹妹玛丽.麦克罗伊。

杰克逊和杰斐逊都曾用过两名“代理第一夫人”。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前，“第一夫人争位”的现象从未发生过，何以特朗普家例外？

首先，梅拉尼娅“存在感”弱了一些。

模特出身的梅拉尼娅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出生于海外（斯洛文尼亚）的第一夫人，第一位海外出生的第一夫人出现还要追溯到1825年，当年当选的第六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妻子路易莎.亚当斯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

她也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学历最低的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有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劳拉.布什是图书馆学硕士，希拉里.克林顿是耶鲁大学法学院和卫斯理学院的高材生，而梅拉尼娅只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读到大一就退学干模特，移民美国后仍然以模特为职业，此次选战期间她还曾被指责“网站学历造伪”，最终不得不删帖了事。上一个学历和她不相伯仲的是芭芭拉.布什（1989-1993年为第一夫人），和梅拉尼娅一样，她也是读到大一便退学，嫁给了当时还是个海军飞行员的老布什。

也就是说，梅拉尼娅学历不高，除了模特外缺乏专业经历，去年7月特朗普获得共和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后的基调演讲竟被许多人指出和米歇尔.奥巴马2008年“丹佛演讲”高度“撞脸”，更闹出不大不小的公关危机。她在特朗普投身政坛前几乎很少在网络平台上出现，此前在媒体和公众前的“高度曝光”还要追溯到她的模特生涯，特朗普参选后，她的推特隔三差五更新，内容不外时尚、美食、旅行、个人照片和信息——即便如此还闹出“假学历风波”、“高跟鞋视察灾区”等公关危机。

更要命的是，由于要照顾未成年孩子，特朗普上任伊始梅拉尼娅留在了纽约，白宫的“第一女性”实际上是有顾问头衔的特朗普女儿伊万卡（Ivanca Trump），而伊万卡恰是特朗普和伊凡娜的女儿。如前所述，“第一夫人”未必需要是总统妻子，但一定要和总统“出双入对”，事实上早就有“伊万卡才是第一夫人”的说法。好在梅拉尼娅补救较快，很快搬进白宫并增加了和特朗普“同框”机会，而伊万卡也很注意给父亲和继母“留镜头”——但早就是“前妻”的伊凡娜就不会如此配合了。

其次，伊凡娜的“存在感”一直未从特朗普家族消失。

她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年，且在特朗普竞选过程中功不可没（相反梅拉尼娅则有些“既无功劳又无苦劳”之嫌）；她本人能力不俗，特朗普虽和她离异，对其能力却始终看重，不仅彼此间有直拨电话互通，甚至有传说（当然是伊凡娜一方传说的）称特朗普曾提名捷克裔的她出任驻捷克大使。

不仅如此，伊凡娜10月10日还出版了一本书《正在升起的特朗普》（Raising Trump，不知谁译成了“我为特朗普生儿育女”），此时一番火爆言论确有搭车卖书之嫌——这一点梅拉尼娅倒是看得很准。

但伊凡娜的话其实相当有分寸，她和ABC记者谈话的原话，是“我是特朗普的第一个妻子，所以我是第一夫人对吧”——这既可以解释为“美国的第一夫人”，也可解读为“特朗普的第一任夫人”，她显然希望大家（也包括她最希望蹦起来的梅拉尼娅）往前一个概念联想，但如果事情闹大了，她大可说“我的意思是后一个概念”。

反观梅拉尼娅，授权发言人发布的声明强调了几个要点——“我是现任特朗普太太，她已经离了”、“我现在住在白宫，她只能呆在外面”、“她是在卖书呢，你们别上当”。应该说，这三点都很精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对伊凡娜而言却如隔靴搔痒：如前所言，只要她蹦起来，伊凡娜的计划就成功率，而梅拉尼娅不仅蹦了，还蹦得挺高，她一再强调“我才是正牌”，却似并未发现对手其实一语双关，攻守自如。

最后要说的是“第一夫人”究竟是不是一个职务？

理论上不是，但实际上却“有一点”。

从1978年卡特时代起，美国第一夫人就拥有独立的办公室、活动预算和幕僚班子，近几任美国第一夫人的幕僚班子人数都保持为“15+3”（15个在编职工和3个从白宫社会秘书办公室“支援”来的“临时工”），年度预算达150万美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