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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柔柔
二、破壁者:破除历史之壁
《地球往事》三部曲围绕着地球人与三体人的博弈展开,有趣的是,面对绝对技术优势的三体世界来说,地球人唯一可以与之相抗衡的“武器”是思维,即思想透明而直接的三体人无法理解和模拟地球人在“想”与“说”之间的差异。因此,在科技被全面锁死、也接受三体派来的智子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地球人的举措是推选出四名“面壁者”,来独自推断出对抗三体世界的方法。
通过简单的公共契约,他们在自己的思维与外界之间树立了无形屏障,亦即他们可以不向任何人说明自己行为的目的来调用大量资源,甚至欺骗也会被认为是“策略”。在小说中,三位“面壁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破除人类既有的道德与法律限制来脱困的路径——“人类生存的最大障碍其实来自自身”,因而一经他们的“破壁者”(即地球亲三体群体为了破除他们思想壁障而选出的人)破除幕帐,其“反人类”的计划便马上被判定为犯罪,不再受到支持。而只有毫无野心与背景的普通民众罗辑,才会在凝望星空和冥想中顿悟宇宙的终极法则。
正如许多敏锐的读者所感知到的,刘慈欣与“面壁者”罗辑之间有某种对应性:心中充满对爱与美的珍视、抱持人文主义价值,虽没有专业研究者的精深知识、却对基本科学规律有较深的了解和信念,将想象力看作是通向未来的最可靠途径。这个肩负人类未来的冥想者形象,潜伏在刘慈欣全部作品之下,是他自觉认同与扮演的角色。
比如,在《流浪地球》中,为了逃避太阳氦闪带来的毁灭,人类将地球自身变为“飞船”,“开”出了太阳系,寻找下一个可能的家园;《地球大炮》则开始于一项争夺南极洲资源的项目——将地球击穿,但结果却意外开启了人类的外太空时代——借地球隧道加速而获得冲破重力的速度;《中国太阳》想象了一个改造国土生态的“中国太阳”,最终更是将过时的它变为开向星辰大海的飞船。在这些短篇小说中,刘慈欣的想象常起步于现实经验,如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等,但往往导向超越性、终极性的冥想式解决。这种想象的建构以“人类”作为尺度,既满怀人文主义激情地渴望留下比生存与繁衍多一点的东西,又对现代主义发展逻辑与现代技术充满信赖,而两者的张力与冲撞构成了其叙事的基本动力。
不过,如果将罗辑式面壁者与其他三位面壁者略作比较,会发现刘慈欣的叙事与想象中包含着另一个层面。后者所设想的几种“未来”可能,实际上并不令我们感到陌生。自杀袭击式的量子化军队、集权主义式的思想钢印和同归于尽式的水星核爆——它们与其说是某种新的抵抗形式或战争形式,更不如说是20世纪最为清晰的灾难与创伤——如法西斯主义、人种改造与人体实验、核武器与军备竞赛等——的抽象呈现。
因此,在阅读中,读者一方面借由灾难记忆下意识地赋予它们以合理性,将它们看做恐怖但极具可能的未来,另一方面,又借助刘慈欣提供的面壁者罗辑这个安全位置拒绝这样的未来可能,从而获得某种宽慰或象征性解决。换句话说,历史被抽象成为了某种通向普遍真理的失败经验,令人恐惧之处是它来自于极端的理性和社会集体的契约,但它又是脆弱而具欺骗性的,一经“破壁”暴露出来便会立刻失效,而在超越人类的三体文明面前更是不堪一击(“主不在乎”——破壁人的回答)。
与此相对,刘慈欣将自己投影为罗辑,并指出一条超越和抹平历史的宇宙法则,即“黑暗森林”。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法则的提出恰恰标示出刘慈欣写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矛盾,即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缠:罗辑的过人之处恰不在于他的素养,而在于他对爱和美的追求,在于身体中对自己来说都未知的神秘部分——他既是他自己的面壁者,也是他自己的破壁人。
历史这种幽灵般的在场方式隐约提醒我们,当代科幻叙事或许具有一个潜在功用,即将目光从历史转向未来、从此地转向宇宙,以超越性宏观想象逃离20世纪的灾难历史——刘慈欣恰以他的纯粹与直率显影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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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介之变看未来道路
大学教师,孙佳山,影视领域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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