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成立“达摩院”,宣布3年投入1000亿元研发资金进行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的研究。达摩院首批公布的研究领域包括:量子计算、机器学习、基础算法、网络安全、视觉计算、自然语言处理、人机自然交互、芯片技术、传感器技术、嵌入式系统等,涵盖机器智能、智联网、金融科技等。
马云同时强调,一个研究院仅仅为了兴趣(Fun)或是仅仅为了盈利(Profit)来做研究都是不行的,达摩院是一个解决问题+兴趣+盈利(Solving Problems with Fun and Profit)的研究院。
他还表示,达摩院应该学习IBM研究院、intel研究院、微软研究院、贝尔实验室,并站在这些出色前辈的肩膀之上,站在新世纪超越这些研究院。
那么,阿里“达摩院”这个新型的科技创新研究院想要在基础科学方面获得突破需要做什么?
达摩院含着“金汤匙”出生,致力于服务人类
做科学研究需要资金,这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时期都是共识。中国建国初期,在资金极为匮乏的条件下我们举国之力造出了原子弹、氢弹等一系列重大国家科研成果。
即使是美国,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在《知识分子》杂志采访时说:“美国在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可能永远处于鳌头,因为现在的执政党-共和党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减弱,不愿意继续拨款。”他也羡慕当前中国在科研方面的巨大投入,认为中国的许多大学实验室的科研设备都领先于美国。
在企业科研层面,大众、三星、英特尔、Alphabet、微软、诺华医药、罗氏、华为、强生、丰田位列2016年研发投入全球前十名,第10名丰田汽车的研发投入也高达80.47亿欧元,折合人民币800多亿元。
因此,资金是搞科研工作必须要有的生产资料。阿里达摩院愿意在3年内投入1000亿元用于人才招募、全球各地的实验室建设,这必然会吸引大量科学家到“达摩院”做研发工作。
由于阿里达摩院独立于阿里巴巴公司的研发体系,因此其管理模式、KPI指标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逻辑。从其定位来看,主要研发方向是基础科学和颠覆式技术创新。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DNA等科技爆发的前夜,阿里投入巨资成立“达摩院”与目前中国改革的方向“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不谋而合。
马云也赋予了“达摩院”非常伟大的使命:SolvingProblems,阿里需要对世界未来有担当,解决人类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健康幸福的问题。他还表示,阿里巴巴要活102年,达摩院要比阿里巴巴活的长。
而“达摩”一词来自于普度众生的佛教。相传,达摩祖师,原印度人,原名菩提多罗,后改名菩提达摩,自称佛传禅宗第二十八祖,为中国禅宗的始祖,故中国的禅宗又称达摩宗。
如果说商业是垄断的、独占的,而科学研发、技术创新则是共享的。电的发明、蒸汽机的发明、电话的发明虽然创造了一些伟大的公司,更是推动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进步。
阿里巴巴在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时,建立致力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达摩院”,正是体现了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世界担当,赋予自己服务人类的更高历史使命。
这就像是比尔·盖茨在蝉联世界首富之后,希望通过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去帮助人类拜托贫穷、疾病。
阿里的“达摩院”,无疑是马云的“新道场”,代表着更高层次的个人追求。
“达摩院”想要在基础科学获得突破需要做什么?
马云在演讲中表示:“在我国,企业家和科学家存在割裂,企业家认为科学家研而不发,科学家则认为企业家一心求财。在新时代,企业家需要与科学家结合,企业家要有为人类造福的担当,而所有科学家也要有企业家的结果、效率、公平意识。”
首先,科学家以发论文多少论成败。事实上,并非是中国,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科学家依靠在知名期刊杂志上发表论文获得知名度和研发资金。而全球那些顶级的学术期刊并非如同普通人想的那样公平、公正,他们背后都有着自己的商业计划。因此,在论文的选择方面也往往具有选择性。
许多为了迎合学术期刊商业需求而特意撰写的学术论文华而不实,这是研发资金的严重浪费,也是一种“学术欺诈”。而一些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以通过发论文评职称、提高薪资,导致对知识评估的扭曲。
马云认为“达摩院”在5年后应该可以靠技术盈利,自负盈亏。这算是对科学家设置KPI,让他们具有企业家一样的“结果意识”。这是否能改变当前全球“论文多少论成败”的风气?
其次,“达摩院”是否可以实现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马云在演讲中提到的IBM研究院、谷歌研究院、intel研究院这些企业的研究院更多是在实用技术方面的研究,并可以被用于企业的产品。
而“达摩院”希望在基础科学、颠覆性技术方面取得研究进展,这或许有别于企业级的研究院。而当今中国,最缺少的则是基础理论科学研究,在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上基本没有诞生过什么出色的科学家,更没有一例诺贝尔奖得主。
而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就如同麦哲伦发现新大陆,率先发现新大陆的人将享受巨大红利。所以“达摩院”定位高于企业级研究院,是否能真正实现这一定位?
再次,做基础理论的科学研究需要什么?无论是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还是牛顿提出万有引力,还是居里夫人发现镭,还是数学家香农发现信息熵……这些基础理论的科学研究均不是建立在获利的目标之上,而是这些天才科学家为实现自我,孜孜不倦,忘记生命的伟大发现。
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曾这样评价原创性发明,他说:“对于真正的创新而言,最好的环境是有一个尽可能平等的体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指派任务。做原创性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研究者发自本心的本性,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机会、自由、时间和资源,他们就能实现创新。
华为任正非曾受电影《2012》启发创办了“2012实验室”,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新一代通信、云计算、音频视频分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希望为华为打造一艘能横跨技术变革的“诺亚方舟”。2012实验室许多研究成功在国际上具有极强影响力,比如,芯片、软件、电池等。
但是任正非仍然倍感忧虑,认为:“华为实际上是个工程商人,即使在创新这个层面,其实还是工程领域的创新,而不是在技术理论领域创新,华为应该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
于是,他又提出“一杯咖啡吸收宇宙”的力量,与全球的伟大科学家喝咖啡、交朋友。提出给科学家最大的尊重和自由,华为可以提供资金、平台帮助科学家的研究变成产品,并给予科学家最大的回报,科学家也不需要纳入华为的管理。
因此,对于“达摩院”来说,除了在北京、杭州、新加坡、以色列、圣马特奥、贝尔维尤、莫斯科等地设立不同研究方向的实验室,引入顶尖科学家之外,应该借鉴华为“2012实验室”的经验,以期实现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突破。此外,华为每年15%的营收用于研发,2016年花了596亿元。阿里“达摩院”如果想要诞生成果,1000亿远远不够,需要持续的高投入,并看淡短期的投入产出比。
最后,日本为何17年诞生17位诺贝尔奖得主?自2000年以来,岛国日本17年间诞生17位诺贝尔奖得主。截至2017年,日本已经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而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只有屠呦呦1人。
有一项研究发现,日本之所以能超越英、法、德成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最多的国家,是因为1960年起日本将国民收入的2%用在了科研,而且逐年攀升。即使是在经济泡沫破裂的年代,日本仍然在科技研发上进行了巨大投入,到1975年日本的研发经费总额已经高达2.62万亿日元,超过了法国和英国两国的研发经费总和。
除了举国之力做研发投入外,日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多的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还得益于日本50、60年代深刻的教育改革。二战之后,废除了明治维新时代的教育体制,推动了日本文学的进步。20世纪70年代加大理工科学大学的设置,鼓励年轻人读理工类大学,学习科学技术,这都推动了国家在科学方面的研发投入和人才输出。
这也让日本诞生在17年间诞生了17位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获奖课题多来自于上世纪60、70年代。
日本这个案例给“达摩院”以及中国科研体系的借鉴意义在于,真正的基础性科学研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巨大投入,以及耐得住寂寞的学风,认真负责求实的科研态度,严谨和羞耻感文化以及全面的教育体制改革。
无论是华为的“2012实验室”还是阿里的“达摩院”都应该在投入资金的前提下,去影响和改变当前的教育体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诞生原创性的伟大研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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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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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IT评论人,《解密小米》等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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