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洛奇的电影虽然关注左翼运动与工人阶级，但这并非他题材的全部，他的作品还涉及到民族问题、性别问题等各个层面，正如他自己所说，

人类生活无限多样，无限趣味。这让你愿意拍摄电影。但是，你不能和你看见的世界脱节，你必须决定拍摄什么色彩的电影，不要拘泥于其中一类。关于工人阶级领导权的问题，我相信有一个时期要关注它，但并不是说每一部电影我都要说这个问题。你的视野要宽，你觉得‘这个故事有趣，得弄点钱拍它’，就去拍。电影形态多种多样，你必须沿着一条相当实效的路子继续下去。

在新题材与新主题的拓展中，民族问题与“文明的冲突”是肯·洛奇最为着力的。获得金棕榈奖的《风吹稻浪》（2006）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影片的前半部分是爱尔兰共和军同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抗争；后半部分叙述爱尔兰同英国签订妥协性停战条款之后，爱尔兰共和军中妥协派与主战派之间的斗争。而这个故事是在一个家庭的框架中讲述的，在前一部分中特迪与丹民两兄弟并肩作战，共同对付侵略者，而在后一部分中，由于观念的分歧，兄弟二人分属不同的阵营，最后以兄弟相残而告终。

《风吹稻浪》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与《勇敢的心》、《傲气盖天》等同样描写爱尔兰题材的影片不同，如果说《勇敢的心》、《傲气盖天》关注的是英雄人物，那么《风吹稻浪》关注的是“小人物”，如果说《勇敢的心》、《傲气盖天》关注的只是民族的话题，那么在民族的话题之外，《风吹稻浪》则更关心阶级的话题，这也是影片中特迪与丹民两兄弟之间的区别所在，而最终导致了这一场悲剧，正是在这里，突显出了肯·洛奇的立场，正如影片中的台词所言：“如果底层民众没有掌握政权，那么资产阶级会用公司、银行等形式继续统治人民。”

另一点是影片的现实指涉性，在一次访谈中，肯·洛奇曾明确表示，他拍摄这部历史片其实是对现实中的国际政治发言，尤其是对伊拉克战争问题，在接受金棕榈颁奖时，他说出了《风吹稻浪》的意义：

我们对历史说实话，就是对现在说实话。

现在，在伊拉克，我们知道那些死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伊拉克人被杀死了。所以占领区人民生命的价值被认为远远低于占领者生命的价值。我说的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像爱尔兰一样的故事总是在重复发生。

如果说《风吹稻浪》对现实国际政治的发言还比较曲折、隐晦，那么《911事件簿》这部多个导演的短篇合集则是对“911事件”的及时反映，而其中肯·洛奇拍摄的部分则直接将这一事件与1973年9月11日发生在智利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天，美国支持的政变行动轰炸了圣地亚哥，包括阿连德总统在内的三万多人死于非命。肯·洛奇通过将两个“911”并置在一起，以反思美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及其“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他的这部短片获得了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

与以上影片相比，《深情一吻》（2004）则更深入一层，从现实政治切入到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以两个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折射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以及这两种文明与现代世俗社会的冲突。在这个故事中，当地的巴基斯坦裔小伙子卡西姆恋上了天主教学校教钢琴的女孩罗斯琳。卡西姆的家庭信奉伊斯兰教，他们按照风俗将卡西姆与他的表妹订婚，当卡西姆提出解除这个婚姻时，这个家庭陷入了痛苦与混乱，这在他们生活的圈子看来是一种奇耻大辱，从此他们的家庭被周围的人看不起，由于他成了败坏家庭名誉的“害群之马”，他的姐姐也面临被退婚的危险。

如果影片的故事只讲到这里，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只是一个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矛盾、一个保守与开放的矛盾。但肯·洛奇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在此止步，而是让我们看到了另一重矛盾，即西方现代伦理与西方传统伦理的矛盾，也就是在西方内部的“保守”与“现代”的矛盾。这是通过罗斯琳来展现的，在她工作的天主教学校，神父也绝不能允许她与一个伊斯兰教徒结婚，除非“卡西姆改信天主教，或者他们的后代皈依耶稣”。

这样，通过将两种文明或两种文化传统并置，肯·洛奇让我们看到，使他们的爱情遇到问题的并不仅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如果我们现代人对天主教的道德、伦理、风俗难以理解，但尊重它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那么我们也必须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另一种文明”——伊斯兰教。在这里，影片通过将这两种文明“相对化”，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相似之处，即相对于（西方）现代伦理来说，这两种文化传统都是一种束缚，这样就使观众，尤其会使受基督教文明影响的西方观众，将对伊斯兰教的态度“相对化”，使他们认识到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有自己独特的道德、伦理、风俗，正如天主教一样。而这两种文化传统，对于已经世俗化、合理化（按照韦伯的说法）的现代社会来说，都是一种约束与“障碍”。

但另一方面，肯·洛奇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将这两种文化传统仅仅作为一种“障碍”，而同时也将它们与现代社会伦理对比，以之对现代社会的婚姻、爱情观念进行了反思，当影片中卡西姆的父亲质问儿子“她是否可以陪伴你终生，在你年老的时候，在你病重的时候，在你无家可归的时候？”时，或许有人会为他的执著与“迂腐”觉得可笑，尤其是在爱情故事的进展遇到阻碍的时候，而当卡西姆追问罗斯琳去了哪里，罗斯琳说她很寂寞，去了酒吧，“很想与陌生人做爱”的时候，或许有人会觉得她很现代、很时尚，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种现代爱情的伦理也自有其弊端，这一观念过于注重欲望、当下性与个人性，但却不如传统的婚姻观更注重精神、长期性与集体（家庭、家族或者更大的社群），对于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弊端，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以及18世纪以来的革命，我们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但它们的长处却没有得到认识，而现代社会的爱情伦理的偶然性与脆弱性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反省，在《深情一吻》中，肯·洛奇所反思的不仅是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如何相处的问题，而且也包含了对现代文明本身的反思。在电影的结尾，处于困境中的两个青年人亲密相拥，但等待着他们的无疑是更大的困难，肯·洛奇将这个困境展示给观众，让他们去思考如何去面临这种观念上的差异带来的问题。

尽管以上影片题材各异，但我们可以看出，在肯·洛奇的所有影片中，他都致力于对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揭示与批判，而贯穿他所有作品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平等与正义如何可能？而这不仅涉及到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问题（如罗尔斯的研究），也涉及到现实政治的不同层面，可以说对“平等”与“正义”这一价值观的坚持，或者说对不义的世界的反抗（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使肯·洛奇超越了民主的意识形态而直抵现代政治伦理的核心，这正是他在西方文化界、电影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也是他能给我们以启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