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居住,香港上学:这3万跨境学童未出生,生活已被预设| 长报道

博客天下 2017-06-19 12:51 阅读:2.7万
摘要:在种种条件限制下,跨境生们就像生活在玻璃罩里的孩子,尽管已经进入香港读书,但无论是上学路上还是在校园里,都始终是被保护的状态,他们离真正的香港社会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文72蒋平编辑72卜昌炯图7

在种种条件限制下,跨境生们就像生活在玻璃罩里的孩子,尽管已经进入香港读书,但无论是上学路上还是在校园里,都始终是被保护的状态,他们离真正的香港社会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



72 蒋平

编辑 72 卜昌炯

77 尹夕远

这是一条长约25公里的路,跨越一个国家两座城市、两种制度。起点在深圳南山,是方可的家;终点在香港天水围,是女儿就读的小学。



多数时候,方可很坚定,要让女儿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偶尔,另一个声音会在不经意的瞬间响起:我是不是错了?



方可的女儿芳芳7岁,每天早出晚回,在这条路上已奔波4年。自7年前夫妻俩煞费苦心把女儿生在香港那一天起,这条路就在等待芳芳的到来。



独生女芳芳出生在赴港生子潮的末期,也是高峰期。2001年,明确“双非”父母(父母双方均非香港居民)在港生下的孩子可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庄丰源案”,拉开了内地父母赴港生子的序幕,此后十几年间,超过20万“双非”婴儿在香港诞生。



芳芳出生的2010年,“双非”婴儿一路跃升到32653人,占当年全港出生婴儿数量的37%。一年后,数字增加到35736名。受此影响,香港政府开始施行“零双非”政策,所有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先后于2012年4月和2013年1月宣布,无限期停止接收非本地孕妇预约分娩。





如今,这些被打上鲜明时代印记的“双非”儿童,到了读幼稚园或上小学的年纪。他们拥有香港身份,享受香港人的一切福利,包括教育。跨境上学,成了他们当下生活的主题。



据深圳边检总站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春季,每天往返香港读书的深港跨境学童已突破3万人。



深圳过关口岸经常上演着同样的景象:早上6点半至8点,孩子们从全市各处赶来,集中出现在罗湖、福田、深圳湾、皇岗、文锦渡、沙头角等口岸;他们身着不同颜色但齐整的校服,背着印有不同校名的书包,胸前挂着装有回港证和回乡证的透明文件袋,在校车阿姨的护送下排队过关;中午11点至13点和下午16点至18点两个时段,是上午班和下午班学生放学的时间,早上“浩浩荡荡”的一幕再次重演。

家在这头,学校在那头



芳芳就读于天水围的中华基督教小学,和她之前就读的中华基督教幼稚园相距不远。小学很普通,在全港500多所小学中排名140多。天水围是香港低收入人群聚集区,选择在这里读幼稚园和小学,方可有现实考量――离家最近,过了深圳湾口岸后坐大巴车第一站就是。



尽管如此,方可每天还是需要赶在7点半之前,骑自行车把女儿送到深圳湾口岸,和其他坐校车的同学会合。而这个时间,芳芳在深圳上学的邻居小朋友差不多才刚刚出门。



73深圳湾口岸



深圳湾口岸的出境大厅右侧有跨境学童专用通道,孩子们不必排队,基本10分钟可以全部过关。



学校不让带手机、电话手表等通讯设备,每次女儿出关后,方可会一直盯着手机上一款名为“eclass parent”的APP,看她是否安全抵达――芳芳在学校的打卡,上面可以同步显示。这款APP也是家长和学校沟通的介质,上面有考勤记录、校历表(学校日程表)、家课表(家庭作业)、缴费记录、通告等内容。



芳芳每天花在上学路上的时间约一小时,比多数跨境学童顺畅。在香港屯门东华三院邓肇坚小学读二年级的斯斯,已跨境读书5年,家离口岸不近,他每天6点就要起床去楼下附近等校车。斯斯的妈妈陈清是客家人,和先生都是深圳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为此每月要额外为斯斯支付2370元的校车费。



这两年,校车服务被越来越多的跨境学童家庭采用。以关口为界,深圳这边的校车负责从家到关口的接送,香港那边的校车负责从关口到学校的接送。



在深圳湾口岸,一家校车服务公司张贴出2017―2018学年报名表,深圳段的服务范围除了福田、罗湖两个中心区外,还包括较偏远的布吉、松岗等片区。



校车减轻了家长的劳力,但有时绕来绕去接不同地点的学生,路上花费的时间会更多。方可在“港宝妈妈群”里听说,从南山区前海开车到深圳湾口岸只需要十几分钟,如果坐校车,可能需要四五十分钟。放学也一样,校车绕到不同学校,因为放学时间不一样,孩子们经常坐在车上一等半个小时。时间久了,芳芳也会跟家里嚷嚷累,方可难免会心疼,但转念就会说服自己:孩子受的只是身体上的苦,得到的却是受益终身的教育。



73跨境学童最好的朋友通常都是每天一起上学放学的同伴



方可选择在香港生产时目标非常明确,要为孩子的未来规划一条最优路线,尽管当时她还不是十分清楚香港的教育具体好在哪儿,只是模糊地知道连北大清华的排名都比不上香港的大学。



事实上,教育也是一些父母们选择当年在港生产的重要因素。上班族赵盈怀二胎时算了一笔账,回河北老家偷着生二胎也要花几万元,户口还落不上,不如花5万元在香港搞定,孩子将来还可以享受香港教育。赵盈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大女儿已经上大学,在她那一代人眼里,繁华热闹的香港有一丝说不清的迷人色彩。



相对于赴港生产,送孩子跨境上学是一场更漫长也更艰难的战争。



香港的幼稚园和小学均需提前一年报名,家长和孩子都要参加面试。方可给芳芳的幼稚园报名时,正赶上入学孩子剧增,有的家长怕报不上名,一口气报七八个学校,一些不错的学校甚至要连夜排队。



方可和女儿通过了三四家幼稚园的面试。她最终选了一个下午班,以便3岁的女儿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在方可看来,面试归根结底考的是家长。孩子只需要玩玩具、辨认颜色形状即可,家长却需要回答很多问题,比如“平时是谁常和孩子在一起”、“当你的孩子与邻居的孩子发生争执如何处理”。后来她知道,学校是在考察自己的家庭是否和睦、夫妻教育理念是否一致等。



没通过面试的家庭,或者录取的学校不理想,还有机会向心仪的其他学校提出申请,如果仍失败,香港政府会为学生进行派位,由电脑随机抽取学校。



升小学的过程大同小异。方可非常清楚,自己没办法给女儿“拼”全港最好的学校。香港名校多在九龙、港岛一带,离深圳太远,每天往返四五个小时上学不现实;重要的是,即便豁得出去时间,这样的学校也并非想进就能进。方可宽慰自己,幼稚园和小学是不是名校没关系,以后用成绩拼进一个好中学就可以了。



73负责接送的校车经常绕道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学校,跨境学童们每天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在上下学路上



这其实是很多内地家长面临的现实。为了距离深圳近些,跨境学童普遍在香港北部区域的上水、粉岭、屯门、元朗等片区上学。齐勇给儿子选择了离福田口岸很近的保良局戴苏小韫幼稚园,在北区学校里只能排到中等。齐勇夫妇是吉林人,原本在长春工作,两人听定居深圳的舅舅劝说,2009年跑到香港生下儿子,随后又南下创业。为了方便儿子上学,齐勇特地在福田口岸的天泽花园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第一次去儿子学校,齐勇最大的感受就是“太破了”。陈清也一样,儿子所在的学校没有室外操场,孩子的体育课要在室内体育馆上。赵盈女儿学校的操场则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孩子们不能同时上早操,不同班级只能轮着进行。



芳芳的学校条件也没好到哪儿去,又挤又小。方可清楚,寸土寸金的香港若与深圳比教学环境一定完败,但她寄希望于学校的“软实力”可以找补回硬件的不足。一次,她看到值日人员等在校门口给每一个入校的孩子挤洗手液,这样的细节让她找到了一丝安慰。

“我们这些家长都是为孩子活的”



方可去女儿的学校上过一次公开课。教室不大,刚刚坐满20多名学生,条件比起内地一个50多人的班要好很多。方可数了一下,35分钟的课,芳芳一共被叫到发言4次,她觉得这就是小班教学的优势,孩子会受到关注。还有一点让她满意,孩子的座位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定期轮换,她不用担心为了让孩子坐到前排要与老师拉关系。



芳芳聪明乖巧,属于不太费力成绩就能排在年级前10名的类型。但方可还是略感头疼,比如学校的全粤语教学、繁体字书写,以及语文课不教拼音等,都让她对孩子的功课心有余而力不足。



方可是江西人,家里平时说普通话,芳芳的粤语完全是在幼稚园时硬生生听会的,芳芳每天在学校和家里来回切换两种语言,粤语说得比普通话好。





相比之下,同样在香港读小一的文文对粤语有一段非常黑暗的记忆。文文在小学时才进入香港学习,上学第一天还挺兴奋,第二天却说什么也不肯出门,一问,才知道她是因为不懂粤语在学校像个聋子。整整3个月,文文都是被“逼”着去上学,放学回家后常常为此事大哭,文文妈妈很心疼,犹豫不决中,女儿却凭借小孩子特有的语言天赋慢慢听会了粤语,熬了过去。



方可发现,粤语写作文不像在内地,有那么多排比、比喻或运用典故,她担心芳芳的语文基础打不好,但看到内地课本上“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的老派句式,她又想,粤语就粤语吧。



陈清原本是学校高年级的老师,自从斯斯到香港读一年级,她主动向学校申请带一年级的班,目的就是随时了解斯斯和内地孩子在学业上的差距。她对比两地语文课本,发现香港课本除了图画较多以外,故事更实用、更简单,也不会挖太多的“中心思想”。



但香港语文课不怎么教拼音让她很着急,她拿出整整一个假期来给斯斯的拼音补课。同样是老师的先生看了笑着说:“我们的优势竟然变成了劣势。”夫妇俩总觉得,“连拼音都不会,就不算正统的中国人”。



很多港宝妈妈都会在论坛里讨论两地的教学。最让家长们感到特别的是香港小学开设的常识课,每周都有三四节,且常在户外教学,比如去公园辨识各种指引牌、去消防局学习逃生、分辨垃圾食品、学习交通规则等。全程都有学校招募的家长义工带队,他们与学生的比例能达到1:5,就算来回倒地铁,方可也相信一路上很安全。



一次,方可作为家长义工参加了常识课,主题叫“阳光笑容小天使”,意为爱护牙齿。小朋友们一起去了九龙一所牙科诊所,听护士讲解,观看动画片,再进入一个专门的房间,里面是各种牙科模具,孩子们分角色饰演,“患者”躺在椅子上由“牙医”诊治。通常,这样的一堂课是由香港政府出资赞助牙科诊所协助教学。



对家长义工这件事,文文妈妈很是积极,每周要去香港四五次。后来,她干脆辞了工作当起全职妈妈。她听说,如果能“全勤”参加所有家长义工活动,将来孩子上中学可以加分。尽管她不确定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但她觉得做了比不做好。“我们这些家长都是为孩子活的。”她说,跨境学生考验的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港式素质教育



芳芳才上小学一年级,就已经感觉到了压力。从二年级开始,学校要分精英班和普通班。进入精英班,就意味着上初中时有更大几率进入排名靠前的Band 1类学校。



73一名学童在上学途中用手机看电视剧



进入精英班需要成绩进入全年级前30名。成绩也不仅仅是阶段性大考,平时的默书、考试也都算进一年的成绩单,占到40%。除了功课,学校还要求每个学生“一体一艺”,即必须有一个样喜欢的运动、一项特长。



方可希望女儿能进入精英班。芳芳一直也很努力,总分排名、单科排名、全年级排名和班级排名,时时都是提醒。从幼稚园开始,除了训练自理能力、完成简单的功课,她的生活就与各种比赛交织在一起。普通话比赛、奥数比赛、飞盘挑战赛、微型小说比赛等,甚至阅读多少、助人为乐都会排名并有一张龙虎榜。几乎每次芳芳都会获奖。一开始方可觉得芳芳很厉害,后来学校老师告诉她,通常参加了比赛都会有奖,重要的是孩子参与其中,表达自己、获得自信。



连班干部也是“人人有份”式的。芳芳因为英语突出而成为英语课代表,还有一些同学负责收作业、管理卫生。全班20多人,每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连分发午餐的人也有一个名头叫餐长。餐长除了协助送餐阿姨把午餐分发下去外,还要在就餐前带领大家唱餐前歌。芳芳就读的学校是教会学校,餐前祷告“感谢天父赐予我食物和清洁的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尽管方可家里没人信仰基督教,但她并不介意女儿拥有一些基督教的习惯。



陈清的大儿子比斯斯大6岁,在深圳南山一所名校读的小学与初中,在素质教育的口号下,内地小学不可以给低年级学生留作业,考试不可以排名张榜,不可以给学生太大压力。于是,陈清一有空就带着大儿子世界各地游玩,给了他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可上了初中以后,突然而至的中考压力,让大儿子焦虑了整整一年。 陈清想,与其初中突然给孩子施压,还不如像香港一样从幼稚园阶段就提出要求。



不过,齐勇对此不以为然。他觉得这些对一个小孩来说太残忍,“考试太多,月考还要排名次,比应试教育还应试教育”。



香港学校的模式也有让方可不放心的地方,比如孩子每年会更换班主任,这样老师就难以深入了解孩子,再比如一个老师同时教很多科目,像语文老师要教健康生命,英语老师还教音乐,而她希望老师能术业有专攻。



此外,方可没有老师的私人联系方式,有急事也只能打教务处的座机。这和内地大为不同,陈清也是班主任,除了和家长有微信群、QQ群外,家长们大事小事都会不分上下班时间地找到她,有时夫妇教育理念不一样,也要找她来沟通。但香港教师严格保护私人时间,这种“公事公办”的关系让内地家长不大习惯。



只有一对一的家长会,可以让家长稍感安慰。方可第一次参加家长会有些意外,她以为会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笼统地讲一通,实际上,每个孩子由家长领着,与老师私聊,一个孩子5到10分钟,老师会针对性地告诉家长孩子一年的表现。





香港学校有一套成熟的操行考核体系,每人一个手册,上面记录着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如果评定很差,升中学时就可能被拒收。



因为课堂纪律严格,芳芳有一次上课尿急但不敢跟老师说,尿了裤子。学校老师很细心,借了备用校服给芳芳穿,将脏衣服冲洗干净放进塑料袋里,还留了字条告诉家长不要担心,这让方可有些感动。



方可慢慢感受到了严格带来的不同。以前,芳芳坐地铁总想揪着铁杆转一圈,现在乖多了。有一次,方可带芳芳回老家,买小吃的时候,别的孩子一窝峰挤着买,芳芳一定要排队。店老板问方可,你孩子不是在本地长大的吧,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齐勇也承认“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他仍然觉得这些规则太死板,会扼杀孩子的天性,他特别不希望看到儿子小小年纪就要被加上太多条条框框,他甚至希望儿子能适当调皮一点。



为了厘清心里的一些疑虑,方可曾列了一个详细的对比图,从师资、校舍、上课风格、食品安全、幸福指数、压力指数、升学前景等30多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和打分。她把对比图放在论坛上,引得家长热论。方可细细看每一条评论,分析利弊,事实上,她也在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自己。

继续,抑或放弃



每天15点20分课程结束后,香港的同学还会继续参加学校的兴趣班,像奥数、乐高、画画、跳绳、小吉他等,芳芳则急着坐校车返回深圳。



不过,该上的兴趣班她也没落下。方可在深圳给芳芳报了钢琴、舞蹈、书法以及中文班,有空就去上。



齐勇更“狠”,先后给儿子报了钢琴、英语、溜冰、架子鼓、击剑、街舞等9个兴趣班,其中钢琴老师在郎朗音乐学院排名第一、游泳教练参加过伦敦奥运会、击剑教练是国家队前队员。他认为只有在深圳才能找到这样的资源,香港远远不能比。





跨境学童的生活就这样被切分成两块,一部分在香港,以学业为主;一部分在深圳,以上兴趣班、逛游乐园等为主。



方可甚至不希望孩子在香港融入得太深,只接受香港的教育就好,“我们和香港人不是一个世界的,聊不到一起”。



在种种条件限制下,跨境生们就像生活在玻璃罩里的孩子,尽管已经进入香港读书,但无论是上学路上还是在校园里,都始终是被保护的状态,他们离真正的香港社会始终隔着一层看不见的屏障。



芳芳大了一点后,慢慢有一些察觉。一次,芳芳和学姐在香港迪士尼玩,两人一边聊天,学姐一边“教育”她在香港时要说粤语。芳芳不明白,学姐提醒她:“你在香港讲普通话,别人会投来奇怪的眼光。”



方可能做的就是不断给女儿打气,让女儿的内心更强大。她告诉女儿,人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如果连别人看你一眼你都受不了,以后还能经受起什么。



可方可自己的内心却强大不起来。每次女儿遇到什么挫折,或是路上摔跤、与同学发生矛盾,她都会觉得送女儿去香港上学是不是错了。



相对而言,陈清的内心要坚定很多,行动也更积极。她参加了学校家委会的竞选,成为6个家委会常委之一。选举那天,陈清足足演讲了30分钟,最终以第三的票数当选为家委会秘书。“通过竞选,儿子会觉得我很爱他,全校老师、家长都会知道我的孩子,知道我们家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我在努力把孩子的路铺平一点。”她说。



芳芳最大的不开心就是,每当她从香港回来,想和小区的小伙伴玩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排斥。



芳芳觉得孤单,方可这时也会陷入新一轮犹豫,但她只能劝孩子,同时也是劝自己。“就算在深圳读,也会遇到和小朋友合不来的情况啊。你现在不用担心毒跑道,不用担心食品安全,不用费心思讨好老师。”最让她坚定的是,她不愿看到女儿像她读书时一样,在花样年华却每天背一些空洞无用的东西。所以,她尽量积极地想,芳芳现在两边跑,将来可以适应两边的生活,“香港教育值得路途奔波,我们才义无返顾,如果有一天它不值得,我们回来就是”。在她的计划里,芳芳要在香港读到大学毕业。



齐勇终日忙生意赚钱,这几年明显感受到深圳的迅猛发展,他越发觉得让孩子在香港上学得不偿失,与其让儿子在一个地理位置不好的、学校普通的、还要两地奔波的地方上学,不如多花些钱,让他在深圳读国际学校。所以,儿子幼稚园一毕业,齐勇就把他送到了深圳南山一所国际学校,每年学费十几万元。在加拿大式的教育理念下,儿子活波,视野开阔,英文好,新环境里家长们也都是城市新富人群,重教育,有修养,这些都让他满意。



赵盈的家境一般,养育两个孩子刚刚好,深圳的公立学校不接收港澳籍学生,家里也支付不起国际学校的费用,女儿深港两地的奔波还将继续下去。她有些后悔,“早知道现在这么折腾,当初就不来香港生了”。好在2017年4月中旬,深圳教育局出台了新政 ,从2017年起,港澳籍的孩子们可以通过积分的方式,入读深圳公立学校。这让她的女儿以后多了一项选择。



关于深圳和香港哪里读书好的讨论,在港宝家长群里从来没有停止过。方可见得多了,她觉得“要回来的终究会回来,要留下的还会留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可、芳芳、陈清、斯斯、赵盈、齐勇、文文为化名)







文章首发于《博客天下》总第2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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