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如《阿凡达》,中国电影差在哪?

媒介之变 2017-06-05 10:32 阅读: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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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桂梅


作为民族工业形态的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在全球化格局的处境,尤其是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正面碰撞。讨论国产大片《孔子》,在许多层面都不能绕开它与好莱坞大片《阿凡达》的对比。《孔子》在1月22日公映,23日各大影院即停止在2D影厅放映《阿凡达》。这是网络上炒作《阿凡达》“被下线”的缘由。看《孔子》还是看《阿凡达》,变成了抵制以不合法的国家手段干预电影市场上观众个人审美选择的理由。在《孔子》PK《阿凡达》背后,显示出来的是不同层面的、政治的经济的也是文化的碰撞。

在这场PK赛中,最醒目而最少被讨论的是:《阿凡达》投资近15亿人民币,并且它同时带来的是好莱坞这一超级全球垄断性电影产业的最新技术即3D技术。《孔子》以区区1.5亿投资,尽管其制作在全国乃至华语圈应算“梦幻组合”,不过与《阿凡达》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有意味的是,在《孔子》公映之初,确有影评高调评价的,正是《孔子》敢于“迎战”《阿凡达》的勇气:“一个是崛起的中国电影最新的里程,一个是老牌电影强国又一度自我的超越;一个是东方千年文化的厚积薄发,一个是西方电影特技的集中展示;一个讲述中华圣人的传奇生涯,还远春秋盛乱兼具的时代画卷;一个勾画未来人类的生存动向,构造外星壮美动人的地球镜像。这是一场东西划时代巅峰银幕巨制的对话”。应该说,这场PK赛是以《孔子》(东方?中国?)的惨败而告终的。不过,这一不对等的赛事,提示人们的,却正是中国电影文化工业的生存处境。

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国电影工业改革以来,如何面对覆盖全球的强大的好莱坞电影工业,始终是中国电影产业需要面对的问题。自1994年每年引入10部好莱坞大片,中国观众在开始享受“全球同步放映”的全球化快感的同时,中国电影工业遭遇的却是“冰海沉船”,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电影体制的崩解和新的电影工业在全球化冲击下的低迷。

自2004年《英雄》以大制作赢得出人意料的高票房以来,中国电影工业似乎找到了一种相对成功的制作模式。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上唯一成功的模式。但是,这些国产大片从未有“勇气”敢于与好莱坞大片同期放映。电影《孔子》在这样的意义上,是“第一次”,而且还是打折扣的第一次:《孔子》的上线是在《阿凡达》上映后期(长达3个月的播放周期),并且撤掉的影线仅仅是2D影厅。 


以其超高的发行量来看,电影《孔子》也应当是有备而来的。这首先意味着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对电影《孔子》的讨论,需要放到中国电影产业“回暖”的情境中来加以讨论。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论”,如何增强国家“软实力”,向世界输出“中国形象”,变成了重要话题。“文化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成为了国家重点扶持的对象。

2009年9月,文化部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计划》,提出“降低准入门槛、加大政府投入、强化税收信贷支持”等5条政策,将振兴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战略而提出。有资料统计,“2009年全国票房突破62.06亿元,同比增幅达42.96%”,都获益于这一政策支持。电影《孔子》成为重点扶持对象,“正是由于影片含有值得弘扬的价值观……以电影《孔子》来与孔子学院配套,向世界输出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对于提升中国软实力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由此看来,电影《孔子》在扶持中国电影工业和输出中国“软实力”两个方面都被赋予了很高期待。事实上,在电影《孔子》的制作过程中,始终被赋予了比商业大片要多得多的文化意义,因此,官方、学术界以及孔子后人,都同时成为影片制作的重要参与与制约力量。据制片方说,《孔子》是开过最多专家会议的影片;包括谁来饰演孔子,也在影片拍摄前成为重要的炒作事件,以致像周润发这样“演过黑社会的人”能否能资格演孔子也成为问题。因此,有媒体称电影《孔子》是“一次事先张扬的公共事件”。


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孔子》这种针对国际电影市场的“中国”背景,与它针对国内电影市场的“官方”背景之间,由于多种力量介入所导致的复杂效果。尽管《孔子》本身是官方色彩的“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与香港私营资本的“大地电影”合作的产物,它最终的目标仍旧是谋求电影市场。不过,由于被赋予了过于沉重的文化象征,因此,电影本身的制作,不得不在诸种力量之间小心翼翼地协调与平衡。

它必须是“糅合各个部门的意见,四平八稳的”,同时又要是好看的。香港编剧陈汗,和本土新主流电视剧编剧江奇涛,再加上剧本原创何燕江,和主要作为内地主流电视剧导演的胡玫,这样的编剧组合本身就是有意味的。也可以说,电影《孔子》乃是国家与资本、本土与国际、电视剧与电影等多个层面的“组合”产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电影制作能够施展的空间。

因此,在这部电影的恶评声出现之后,许多电影圈的人想起了1940年费穆导演的《孔夫子》。在费穆的人文情怀与胡玫的“东成西就”的对比间,这部“战战兢兢”的孔子电影缘何不能“理直气壮”地表现孔子精神,也成了被讨论的问题。

这也可见,国家扶持的意义本身是双重的,它固然意味着电影制作和发行系统的大力推动,同时也意味着官方主导之下多重力量之间的博弈。当这样一部“众声喧哗”的影片,正面对抗完全由美国好莱坞大资本打造、并由史称“最会烧钱”的天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拍摄的《阿凡达》时,它首先显示出中国电影工业无论如何自认“强大”,要对抗好莱坞,尤其是好莱坞的顶尖之作,显然为时尚早。

不过,更有意味的是,当针对国际市场而由国家扶植的《孔子》,在国内市场被赋予“官方”色彩时,看《阿凡达》还是看《孔子》,相当有趣地被纳入到国家(官方)/市场(个人)的二元选择中。在此,选择“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表现“人类未来”的《阿凡达》,似乎远比选择带着种种“中国”“国家”标记的《孔子》,要来得高明。

无法看见《阿凡达》的意识形态,更愿意将《阿凡达》定位为“人类的”而非“美国的”,显示的固然是80年代以来中国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心理惯习,更重要的是,它也凸显着90年代以来中国式民族主义的暧昧之处。

民族主义的浮现,常常被指认为1990年代后中国大众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大标志。这从199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尤其是新世纪奥运圣火传递事件中,都突出地表现出来。在2008年西方国家阻止奥运圣火传递事件中,网络上掀起的民族主义热潮的主体,主要是80后。这也是《孔子》观众(尤其是《阿凡达》影迷)的同代人。

不过,在许多人眼中,此民族主义非彼民族主义,朝向外部的民族/国家身份与尊严诉求,一旦和国内的复杂运作机制落实在一起时,问题就转向了另外的方向。显然,讨论民族电影产业这一话题,常常与民族-国家认同关联在一起。1990年代的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市场之初,就有一些忧心于民族电影工业发展的批评家,针对国内过于天真的“全球化”想象,而谈论过“狼来了”的话题;而新世纪之交“韩流”兴盛时期,中国文化工作者学习韩国电影产业的主要收获,也正在于国家政策性保护与电影工业的密切关系。

不过,当中国政府真正开始实施这一保护性措施时,国内市场的观众却似乎并不买账。在国家(官方)/市场(个人)的二元选择中,有意味的正是它缺失了国家(中国)与国家(美国)的关系维度,从而把个人纳入超国家、非意识形态的市场、艺术的认同中,相反,中国认同在此成为了“官方”、“强制”的象征。而事实上,正是全球化格局中的政治冲突与文化认同,导致了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发明。

或许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发生遭遇战的,正是着眼于国际身份的中国认同,与着眼于国内关系的社会性心态。事实上,几乎所有着眼于国际市场的国产大片,都会在中国元素上大做文章,而其在国内市场的低平价也常常与这一点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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