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的类型化困境

媒介之变 2017-05-27 15:38 阅读: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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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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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电视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中国电视剧为分类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样本库,从不同类型的电视剧中,透视其演变踪迹和文化理路,有助于深刻把握历史文化的脉动,提升对这一共哦你个文化现象的深层认知。

中国传媒大学李玥阳博士以追踪历史发展的隐秘和吊诡印记为目的,思考了“长征”题材电视剧表述方式前后相继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长征以政治宣言书的方式开始进入中国历史叙述,到70年代末期开始长征逐步被纳入人道主义叙事,但是这一段的叙述主要是在冷战思维的支配下的敌我分明的政治叙事。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末期,随着全球化的兴起和宏大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理念被解构,政党政治在全新的语境中发生重要调整,长征题材电视剧告别了冷战表述,借用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叙述方式尝试“接近历史”。

第三个阶段是在新世纪初,以崔永元《我的长征》为代表,实现了个人视角基础上的长征叙述的文化遗产化。

华南师范大学滕威博士追溯了新世纪以来“婆媳剧”的兴盛史,并分析了其文化机理,即中国式家庭伦理的历史根源,家庭伦理剧的文化积累,国家行政力量的制约以及网络空间的吐槽冲动。

滕威认为婆媳剧,以理想的婆媳关系建立了新的性别规训机制,通过家长里短的生活场景,将日常生活琐碎化和非政治化,从而遮蔽了大历史的真实书写,显示了意识形态的操控功能。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松睿博士,以电视剧《大宅门》为案例分析了其思想文化的逻辑。

李松睿认为《大宅门》的持续热播,除了其艺术上的制作精良,还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和情感诉求。

《大宅门》尽管面对的是民族资本家复杂生存的年代,却放弃了构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专注于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矛盾叙事,并在这一逻辑的基础上建立了民族资本兴旺发达的社会依据,这事实上暗合了市场化进程中,新的富裕阶层试图树立自己正面形象的文化动机和情感需要。

海南大学石晓岩博士以起源于美国的“医疗剧”的概念,探讨了这一电视文化现象的基本样貌。

石晓岩认为,从展现的场景上来说,医疗剧对生活真实和专业规范的要求超过其他类型的电视剧,因此是“电视剧皇冠上的明珠”;从情节上来说,医疗剧努力塑造医生群像,力求反应时代精神和社会风貌,并多角度展现医院与社会的联系沟通,丰富了优秀电视剧的内容和类型;从主题上讲,医疗剧直面当代的医患关系,反应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焦点问题,具有现实关怀,但是也需要借鉴欧美医疗剧中在伦理问题上的思考和探索,以加强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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