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陷入“中年危机”的中国人

孙骁骥 2017-05-26 07:16 阅读:5412

我认识的不少年轻人都染上一种“中年人气息”。二十五到三十岁,大学毕业后在公司混了个职位,钱不多不少,前景不上不下,但是却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房子、车子、妻子、孩子、票子,这“五子登科”让他们整天殚精竭虑,惶惶不可终日,久而久之便成为了一群没有安全感的职场年轻人

本应该是大把前程的年纪,却似乎周身都是原本中年人才有的危机感,眼神涣散、唉声叹气、混吃等死成为了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的特征。

近期的日本某周刊以“中国社会年轻人面临中年人一样的压力”为题,报道了中国社会未老先衰的问题。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灵在沉重的压力之下扭曲变形,导致没有奋斗的动力,缺乏朝气。有不少人的想法竟然是:反正奋不奋斗都一样,没有出头之日,那又何必奋斗呢?还不如整天好吃好喝,不思进取,去追去所谓的小确幸。

据这篇文章分析,中国人提前到来的“中年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和收入的问题。在目前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里,月入万元是很平常的事情,这比起二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收入,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

但是现在的人却感觉比以前过得更苦,生活更穷。月入一两万,但是各项开支明显增大,尤其是与房产相关的开支,导致能存下的钱越来越少。这种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感觉,正在向中国广大的年轻族群蔓延,由此形成了“25岁中年危机,35岁财务崩盘”的困局。

中国人何以走到这一步呢?这需要我们分析下人们的收入被什么稀释掉了。

网上曾经有人以20年前和今天路边面馆的一碗面卖多少钱作为对比,来形容这些年物价上涨为普通人带来的经济压力。但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参考一些统计数据来了解“中年危机”背后的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关系。

根据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的数据:今天中国家庭人均财富为169077元,与2015年相比,家庭财富增长幅度为17.25%,然而,看似不低的财富增长完全赶不上房产的增值速度。

2016年,中国城镇居民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但全国人均房产净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8倍,房产升值幅度达61%。看来,财富的增值主要是被房产抬起来的,收入增加只是很次要的因素。

收入增速远低于房价增速的现象并不是只出现在去年。回顾过去,200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987元,2010年上升为19109元,此后每年的增加值都保持在百分之十几以上,2013年增加到26955元,至去年增加到33616元。预计,2020年的居民收入会比2010年翻一倍。

然而,房价从2000年到今天上涨幅度远远超过薪资收入增长的幅度。

具体来看,在2001年的时候,北京、上海的房价为每平米3995和3326元,而全国平均房价与一线城市差距并不大,约为2170元。房价一路涨到2010年,全国均价来到5220元,但是上海、北京的房价已涨到了2万左右,差距明显。

至2016年,根据某房仲数据,一线城市房价在之前基础上又上涨三成,现在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屋均价早已超过五万每平,核心地段价格更高到离谱。

也就是说,和2001年相比,我们的平均收入增加了不到4倍,而一线城市的房价增加了至少十二倍。也就是说,收入每增加一块钱,房价就会增加不止三块钱。这个收入与房价差距比,便是造成今天年轻人越来越失去斗志、陷入“中年危机”的重要原因。

当我们社会的劳动收入与资产收入(尤其是不动产收入)的增速之比差距巨大之时,每个职场人士都会切身感受到,不管怎么努力,收入的增加都无法赶上房价的增速。而房价增加会带来地租成本的增加,地租成本又会在无形中分摊到商品的价格中,这也就是我们所说资产价格膨胀造成的“输入性通胀”。

“输入性通胀”的潜台词不仅仅意味着人们的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的增加,它其实直接意味着经济萧条的来临。地产的畸形兴旺,带来地租等成本的提高,使得企业只能提高商品价格来转嫁升高的成本,这造成了商品售价变高,但价格变高后的商品利润,并没有流进企业的资金库,而是被地产一方拿走了。

这造成两个后果,一是造成企业利润无法迅速增加,因此员工的工资增速也有限,但不断提升的地价租金却大大提高商品价格,减少了人们实际消费的次数

不要盲目相信统计数据里边,普通居民消费的逐年增加。那很可能是因为成本涨价造成的账面消费增加,实际上,人们消费的次数在减少,商品由此积压在仓库中。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各类商品,从纺织品到钢材,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目前的很多品类都是库存量非常大。

要想这些商品能够去库存,从而彻底解放企业的成本压力,恐怕比房地产去库存难度更大。如果不是因为商品库存量太大而老百姓消费能力太低,那么就不会出现现在的网上的各种上品折扣,以及淘宝上的各类降价便宜货。

房产独大之下,中国的制造企业多年来在不断的被边缘化,成本增高而利润减少,其结果就必然是裁员减薪。而且由于企业越来越雇用不起全职的员工。短期的合同,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短期工合同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职场上。现在,正值大学毕业季,当我们的大学生离开校园投向就业市场的时候,会失望的发现大部分职位都是工资低、合同短的情况,并且雇佣他们的单位可能也具有诸多不确定性。

这种短期雇佣、朝不保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工作方式,必然会让职场年轻人陷入永恒的“贫穷怪圈”当中。由于就业市场提供大量的短期工多为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可替代性很强,因此你能听到老板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不干,后面还有一万个人等着干”。如此,员工永远不可能有资本向雇主索要更高的工资。工作的低技术含量和临时性,让大多数的年轻人陷入了经济的危机和对生活的焦虑。

更严重的是,目前为就业市场提供70%职位的,是成立约三到五年的创业公司,而这些公司本身的平均寿命,不会超过五年。雇主自己的稳定都很成问题,职员又怎么能指望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呢?

回顾不远的过去,类似的情况在19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后的日本曾出现过。在这些年的日本职场上,有一大群整天忙的昏天黑地,但是却越忙越穷,越忙越焦虑的年轻人。日本年轻人工作很累却不挣钱的原因在于,日本的企业利润越来越低,消费市场低迷。

老百姓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消费习惯是节约到极点,尽量不花钱。还有关键的一点是,日本的生育率在全球的发达经济国家中最低,最新的生育率仅为1.44。只要不养孩子,家庭又会减少一大笔消费开支,这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并非好事。

总而言之,日本的问题在于“消费市场的通货紧缩”,这和中国有某种类似。中国的消费市场,目前是表面上通货膨胀而内在本质上是通货紧缩。假如你把商品价格中的房价和税费相关成本去掉,其实商品价格不仅没有涨甚至还略有下跌。因此,中国的消费市场可以说是存在通货紧缩的现象。

并且,由于国内企业本身的不稳定,造成了所能提供的薪资与合同年限都不理想。你能指望这些朝不保夕的年轻人有多少消费能力?他们又怎么可能不会提前进入绝望的“中年危机”呢?

中国人提前进入的“中年危机”,实际上是国家经济面临的危机。中国的GDP增速从20年前的两位数,降到如今的不到7%,之后的增速还会持续走低。GDP放缓的情况下,你压根不可能指望社会薪资收入有明显提高,但与此同时,房价的畸形增长却一点没减,依然维持着过去二十年以来的高增速。

资产恶性通胀,消费低迷通缩,这两者增长的速度差距,全部由职场中的底层人士承担。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别说什么中年危机感,甚至连患上抑郁症也是普遍现象。 

提前陷入“中年危机”的中国人,还有机会解套吗?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现在就终结萧条》一书中曾说过,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萧条发生以前,稳定增长的经济削弱了人们的风险意识,于是投机者们利用杠杆吹大泡沫,人们习惯于负债生活,直到收入不再支撑得起债务,一切便会滑向深渊……

直接的解决之道,在于把之前“表面通胀,实质通缩”的泡沫打掉,实现经济上真实的适度通胀,即是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工资同时增长,让制造企业和职工有钱可赚,同时控制资产价格的增速,不让地产商和金融投机者把所有的钱赚走。只有这样,才能刺激大多数人的消费意愿,从而逐渐令经济复苏。

目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似乎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这是好事。然而,能走多远,能走得多稳,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假如我们无法妥善解除资产泡沫对于实体经济的绑架,那么人们的“危机感”还将继续随着低收入、低稳定的现实不断蔓延。年轻人所追求的“小确幸”,最后也可能会演化为不可救药的“大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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