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不懂的香港人

梁海明 2016-06-14 21:15 阅读:13
摘要:内地众多地方政府年年都在起劲甩卖土地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却总是因为寸土难寻而焦头烂额。说房子在香港是必需品,不如说是“急需品”,就算不去管每年几万对结婚新人要买房的需求,光是特区政府公屋(类似廉租房)

内地众多地方政府年年都在起劲甩卖土地的同时,香港特区政府却总是因为寸土难寻而焦头烂额。

说房子在香港是必需品,不如说是“急需品”,就算不去管每年几万对结婚新人要买房的需求,光是特区政府公屋(类似廉租房)轮候册上,就有超过25万低收入人士在排队等候。

是香港缺乏土地吗?非也!香港至今只开发了不到30%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港岛、九龙,还有超过70%的土地尚未开发,它们主要集中在新界,从卫星图片上看,新界还完全像是一个还没开发的农村。

新界东北地区的广袤沃土,只要开发500公顷就可解决数十万人居住、就业问题。特区政府筹划开发新界东北也已超过16年,但近日依然遭受大批市民抗议而寸步难行。

这让不少人看不懂,土地、房屋供应均奇缺的港人,为什么自己与自己作对,反对开发新界东北地区,建设新市镇呢?

港人反对开发土地

港人的“反常”,一般被归结为三个原因。

首先是环保因素。环保与发展的矛盾早已成为全球性难题,香港的环保势力同样强大,以至于特区政府要填海造地,要问白海豚反不反对;特区政府征收农田,要问庄稼同不同意。自认为能与白海豚、庄稼“直接沟通”的环保组织,以开发新界破坏耕地资源为由,一直极力反对特区政府的发展计划。

原因之二是微妙的反“自由行”情结。新界东北开发计划不但涉及建房用地、商业研发和发展用地,同时还涉及建设内地“自由行”边境购物城用地,以及中港经济合作区。有些反对者担忧这将容易导致新界东北地区,最终成为内地民众不用签证就可以进入的“特区之特区”,带来更大内地游客压力。

原因之三是对于开发计划涉及官商勾结的怀疑。特区政府的发展新界东北地区计划筹划已久,不少开发商过去多年不断买入、囤积新界农民手中的土地。同时,新界东北未来的建设中,也不可排除地有多家开发商加入,部分港人因此批评政府“利益输送”、“官商勾结”。

三原因背后的隐情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以上三个因素的细节,可以轻易发现反对背后的隐情。

其一,新界地区并非全是耕地,多达数千公顷土地甚至长年荒废,杂草丛生。而且根据统计,香港市场上的农产品来自新界东北地区的也只有3%左右。香港作为全球进出口贸易最活跃的城市之一,这3%的农产品显然不是无法取代的。

其二,虽然多个反对团体高举“保卫新界东北”的旗帜,但大多数反对团体并非新界原居民,例如由当年反高铁人士“旧酒装新瓶”成立的“青年重夺未来”团体,与香港不少激进反对党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谓“一朝学得胡儿语,登上城头骂汉人”,这些并非新界原居民的反对者家住新市镇,却反对兴建新市镇,犹如此前他们坐着地铁去立法会前反修建高铁,站在会展中心反对填海,这种自我矛盾的行为,背后原因不难推断。

其三,特区政府真的勾结开发商吗?并非如此。早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时,虽然英国国王拥有香港主权,但却受制于割让条约中一条款:“保障原居民利益”,新界的土地依然由原住民拥有。对此,英国陆续推出了所谓的“土地使用条例”(Land Utilization),规定虽然新界原居民拥有土地,但土地只能用来做农田,不能有其他用途,要修改用途,例如建屋,需要港英政府批准,以此限制原居民的利益。

1972年港英政府更出台了“新界小型屋宇政策”,也就是俗称的“丁屋政策”,规定每名男性新界原居民,年满18岁均可向政府申请土地,兴建一栋不高于3层,每层不超过700平方英尺(约65平方米)的住宅,无需补地价。这一政策让原居民不害怕失去土地,港英政府因此顺利地在新界多个地区征得了土地完成新区开发。

这个政策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按照《基本法》的规定被延续下来。在这个“丁屋政策”下,不少“男丁”众多的原居民家庭,以及不准备自己兴建“丁屋”的原居民,在新界各村落的村长、乡绅们牵头之下,与开发商合作,收集原居民的“丁权”后可建成豪宅出售。这对原居民而言,可获得卖地的收入,村长、乡绅们可得丰厚中介费,对发展商而言,则获得了较低价的土地。

这种买卖土地形式,在香港有个很形象的比喻:开发商是“蛇头”,乡绅当“猫狗”,“猫狗”劝原居民卖地给中介公司,土地最终落入“蛇头”手上。因此,开发商囤积的新界东北土地,实际上是向新界原居民购买所得,一个愿卖一个愿买,这恐怕应该说是“绅商勾结”,而非“官商勾结”。

此外,一些财力丰厚的原居民,趁机囤积土地后,在土地上种植庄稼或修建简易房屋,趁特区政府征地时坐地起价,要求政府以市区地价购买新界土地。这些原居民甚至声称,只要特区政府出得起钱,“古庙可以拆卸重建,祠堂都可送给政府”。

发展计划乱象重重

不少人可能都留意到,新界东北开发争议,仅仅是香港社会纷争不断的一个小缩影,近年来,类似的纷争和反抗层出不穷,大到兴建与内地连结的高铁、大屿山机场修建第三条跑道,小到重建老旧的玛丽医院,几乎都难以按计划实施,几乎都有为数不少的民众反对。

对于香港的基建和开发项目总是出现这种乱象,不少内地媒体的报道、评论以“香港不再香”、“香港被边缘化”,乃至以“香港经济将死”等为题,认为在外部势力的介入下,加上香港自身纷争不断,香港的前景已越发模糊混乱,发展失去方向感。

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报道、评论说对了一部分,香港当前的乱象,确有外部势力介入的迹象。但在这里不能不说的是,这些论断往往没有意识到香港社会各种纷争背后的根源,其实反映了许多香港人心态的转变。

虽然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避免衰退,成为20世纪衡量进步的普世价值,被包括香港政府之内的多个政府当作绩效标杆,但是越来越多人也发现到,经济快速发展,未必能带来普遍的富足。

英国一个研究机构在大量分析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数据后指出,当一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增加到1.5万美元以上之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人均寿命增长、教育参与率以及各种“富足感”指标就不显著增长。

例如在美国,自1950年以来实际平均国民所得增长了3倍,但自认为“非常快乐的人”,其比例几乎毫无增长,1970年代中期开始还反而减少了。再从一个反例来看,日本虽然经济已经“迷失廿年”,期间更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环球金融风暴冲击,但日本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几十年来也没有什么下滑的情况,而且,现今日本民众平均寿命的上升速度,却比前20年任何时间来得快。

经济增长未能增加“富足感”的同时,经济扩张还不停地制造新的“麻烦”,当今债务危机、金融危机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经济扩张引发全球环境问题更实实在在地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

更严重的是,在2008年爆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后,虽然许多国家政府推出刺激经济政策,伴随经济数据好转的,是股票飙涨、房价高不可攀,香港资本市场也同样水涨船高。但是,众多调查也都显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只是进入了少数人的口袋,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更多的民众的生活愈加困苦,经济增长的假象只富足了富人。

所以,在贫富差距特别显著的香港,不少人对特区政府提出的发展计划并不卖账,认为这里就业率极高,福利保障也相对完善,即使经济增速不高,民众依然可以安居乐业,各种让经济“快速发展”的措施,既难让自己得益,反而扰乱了许多宁静的生活。

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奥弗尔(Avner Offer)指出,“真正的富足,是短期激情和长期保障之间的适度平衡”。在不少港人认为特区政府目前的经济发展逻辑是错误的情况下,往往习惯性地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任何发展计划。

这些港人更深层次的想法则是,希望香港的未来发展能够更加节约与平衡。不少港人认为,虽然香港仍有大量的土地资源尚未开发,但政府并非全无办法,而是可以选择在现有的土地储备和旧区改造中优化资源的利用,把有限的资源留给下一代。只有节约资源,才能在未来应对更多的难题乃至危机。

这样的认知,似乎更接近节约(Frugality)这个单词的来源。与许多人的猜测不同,这个词的起源完全与困难、艰辛等意思无关,而是拉丁文中的“果实”。英语和拉丁语系的“节约”(Frugal)一字,从拉丁文的“Frugi”衍生而来,由“Frux”(结成果实)间接受格形成无语尾变化的形容词,而且常常和“Bonae”(好处)合并使用,构成“达到”或为了“好结果”的含义,意指节制可以令社会达至长期的繁茂兴盛。

一位曾在港工作多年的内地高官曾说,香港是一本难以读懂的书,需要花很长时间来读。我还想说,香港这本书虽然看似以汉字书写,但其实暗藏晦涩的符号语言(Symbolic Language)。一些内地朋友今天从书中“读”到的纷乱、内耗、原地不前,但对香港民众而言,却可能是归属感、责任感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一部分。随着内地和香港经济差距越来越小,民众的追求愈来愈趋同,今天的香港,明天,你或许就能读懂了。(作者梁海明系香港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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